2025~2026学年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高一上学期期中语文试卷.docVIP

2025~2026学年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高一上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1918年1月的《新青年》4卷1号刊出白话诗九首，作者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这组诗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完全采用白话，而且分行排列，采用标点，旧诗的形式规范被基本打破。由此开始，新诗面向了公共的接受，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当然，新诗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晚清以降，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人的思想、意识、语言都处在动荡之中，许多异质的“新名物”与“新经验”不断涌现出来。当传统的诗歌形式不足以充分容纳这一切，一些诗人开始思考如何使诗歌焕发出新的活力，书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就代表了这种努力。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作法并未打破古典诗歌的基本规范，“诗界革命”的终点构成了新诗发生的起点，这已经成为学界的一般看法。

胡适对新的诗歌方式的摸索，最初也是呈现于晚清诗歌改良的脉络之中。但在与友人的一系列论争中，他的思想后来“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即：“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在此之后，他才将思路集中在语言工具的层面，提出了“白话作诗”的具体方案，为“文学革命”找到了最终的突破口。在理论探讨的同时，胡适还在写作中不断尝试。最初写下的一批白话诗，只不过是洗刷过的旧诗；后来虽打破五七言的体式，改用长短不齐的句子，但还明显残留着词曲的气味和声调。在钱玄同等人的激励下，胡适进一步在语汇、句法、音节等方面彻底摆脱束缚，终于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和他人的表述中，最初的新诗只是笼统地被称为“白话诗”，直到1919年10月，胡适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才正式提出了“新诗”的概念：“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上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由此看来，“白话诗”与“新诗”是一对不应混淆的称谓，对应着不同的“尝试”阶段：如果说前者指称的是过渡的类型，“白话”入诗只是传统诗歌的内部调整，那么后者则属于一种全新的类型。换言之，“白话”构成了新诗的语言特征，但新诗的内涵并不是“白话”所能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诗之“新”，不仅对应于一种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更是对应于一种新的经验方式和新的世界观。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诗体解放背后，一个自由表达、自我反思的现代主体，也随之浮现。

后人称胡适为新诗的“老祖宗”，但应该看到，新诗不是由胡适等一班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的发生发展与诸多语言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相关。比如，在文学资源的层面，中国传统文学内部的差异性，直接为新诗构想提供了历史依据；来自异域的文学新潮（如美国的“意象派”）也构成了新诗的理论参照。再比如，当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合流，最终引申出来的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的总体构想，“白话诗”以及“白话文学”的历史价值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背景中，新诗的出现并非是孤立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系列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结构变迁的产物，如一千多年白话文学作品的存在，“官话”在全国各地的推行，海禁的开放与外国文化的涌入，以及科举的废除、满清帝室的颠覆等。在这样的背景中，所谓“新诗”之“新”，因而也有了更多的含义，它与古典诗歌的区别，不仅是文学内部成规的改变，诗的文化功能、角色，与读者的关系，乃至阅读的方式，都发生着潜在的变化。

（摘编自谢冕《百年中国新诗史略》，有删改）

材料二：

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诸如象征和格律等传统的文学手段，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社会性的。这些手段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产生的通例和准则。但进一步说，文学“再现”生活，而“生活”在广义上则是一种社会现实，甚至自然世界和个人的内在世界或主观世界，也从来都是文学“模仿”的对象。诗人是社会的一员，拥有特定的社会地位；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公认和奖赏；他向读者讲话，不管假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的确，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原始社会，我们甚至不大可能把诗与宗教仪式、巫术、劳动或游戏等划分开来。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

讨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通常是以波纳德的“文学是社会表现”这句话为起点的。一个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