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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中公司法律问题探究：基于理论、实践与完善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关键主体，其设立环节是公司参与市场活动的起始点，也是市场秩序构建的基础。设立中公司是公司设立过程中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它是公司从无到有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公司尚未取得法人资格，但已经开展一系列与设立相关的活动，如签订合同、筹集资金、租赁场地等。这些活动涉及到诸多法律关系，若法律规范不明确，极易引发各种法律纠纷，进而影响公司的顺利设立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与稳定。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明确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和相关规则，是保障企业顺利设立和运营的基石。对于发起人而言，清晰知晓设立中公司的法律性质和自身权利义务，有助于他们在设立过程中合理规划、谨慎决策，避免因法律风险而遭受损失。例如，在确定公司的经营范围、筹集资金方式以及与第三方签订合同时，发起人能够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确保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倘若设立中公司的法律问题不明确，发起人可能会陷入迷茫，在决策时犹豫不决，甚至可能因误解法律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导致公司设立失败或面临巨额债务。

从市场秩序的层面分析，规范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制度是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在市场交易中，与设立中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方需要明确自己的交易对象和交易风险。如果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三方在交易时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可能会阻碍交易的进行，降低市场的活跃度。相反，完善的设立中公司法律制度能够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促进市场交易的顺畅进行，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德国学者对设立中公司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较为完善。早期德国学界多主张无权利能力社团说，此学说认为设立中公司因未完成登记，不具备法人资格，故而不享有权利能力，仅为无权利能力的社团，如同德国民法典第22条对以营利为目的社团取得权利能力的规定，深刻影响了这一学说的形成。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该学说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无法合理解决设立中公司的行为效力及责任承担等问题。随后，德国联邦法院改采修正的同一体说，该学说认为设立中公司与成立后的公司基于同一目的，成立后的公司仅对设立中公司为设立所必要行为的法律后果予以承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权利能力社团说的缺陷，为德国司法实践中处理设立中公司相关问题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理论依据。

日本学者在设立中公司法律地位的研究上，提出了合伙说。他们认为设立中公司本质上属于合伙，设立登记是赋予其法人资格的法定要件，完成登记后，原来的合伙取得法人资格，设立中公司的权利义务直接归于成立后的公司。这一学说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尤其在处理设立中公司与发起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设立中公司行为的效力认定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指导意义。

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通常认为设立中公司是一种非法人团体，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例如在英国的公司法律实践中，设立中公司可以签订合同、参与诉讼等，但其财产并非完全独立，在责任承担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这使得英美法系在处理设立中公司相关纠纷时，形成了一套与大陆法系不同的法律规则和实践做法。

国内学者对设立中公司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成果。赵旭东先生认为设立中公司“始自公司章程之订立”，这一观点从公司章程订立作为公司设立程序关键节点的角度，确定了设立中公司的起始时间，为研究设立中公司的起始阶段法律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施天涛、刘乃忠、戴瑛等学者则认为应从发起人合伙订立时起算设立中公司的起始时间，他们更强调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初始行为和组织关系对设立中公司形成的重要性。在设立中公司法律地位的学说探讨上，国内学者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相关学说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借鉴，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学者支持有限人格说，认为设立中公司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法人，其人格具有有限性，这一观点在解释设立中公司在特定阶段的行为能力和责任承担方面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然而，目前国内外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设立中公司具体行为的认定和规范，如在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领域中设立中公司的融资行为，研究尚显薄弱，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规范和理论指导，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准确判断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在设立中公司的责任承担方面，虽然已有多种模式和学说，但对于不同责任模式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标准和界限，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设立中公司责任纠纷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此外，在跨国公司设立中公司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由于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