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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里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与表现

引言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长河中，宋代是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时代。它不仅以经济的繁荣、科技的革新闻名，更因市民文化的勃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节点。不同于汉唐时期以贵族、士大夫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宋代市民文化的主体是城市中逐渐壮大的平民阶层，其内容涵盖娱乐、消费、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维度，既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基因，又因市井生活的浸润而充满鲜活的生命力。这种文化现象的兴起，既是宋代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从“雅”向“俗”延伸的重要标志。本文将从兴起背景、具体表现与历史意义三个层面，深入探讨宋代市民文化的全貌。

一、宋代市民文化兴起的社会土壤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产生，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并非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经济、社会结构、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格局的突破

宋代的经济发展为市民文化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支撑。农业方面，随着占城稻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和农具的改进，粮食产量大幅提升，除满足基本需求外，剩余农产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手工业领域，纺织、制瓷、冶铁等行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化，出现了“机户”“窑户”等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群体。商业的兴盛则更为显著，据史书记载，宋代商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逐渐提升，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农业税。

城市格局的变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唐代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分离，且交易时间限定在白天。到了宋代，这一制度被彻底打破：坊墙被拆除，商铺可以沿街开设；夜市、早市兴起，“买卖昼夜不绝”（《东京梦华录》）。以汴京（今开封）为例，城内店铺鳞次栉比，从州桥到朱雀门一带，“当街水饭、熝肉、干脯”等小吃摊点密布，夜间“灯烛荧煌，上下相照”，甚至出现了“鬼市子”——凌晨才散的早市。城市规模的扩大与商业活动的活跃，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包括小商人、手工业者、雇工、艺人等，他们既是市民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主要受众。

（二）社会结构：士庶界限的松动与平民意识的觉醒

唐代以前，社会阶层壁垒森严，门阀士族掌握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权。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科举取士的规模扩大，“取士不问家世”（《通志·氏族略》），普通平民通过读书应试即可进入仕途。据统计，宋代官员中来自平民家庭的比例超过半数，士大夫阶层与平民阶层的流动更加频繁。这种社会流动不仅削弱了士族的特权，也让平民看到了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从而激发了他们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

同时，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虽导致土地集中，但也促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成为手工业者或小商贩。这些新市民群体没有传统士族的文化包袱，更倾向于创造和接受贴近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他们对娱乐、教育、消费的需求，直接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三）政策环境：重文轻武与宽松的文化管制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抬高文臣地位，鼓励文化发展。这种政策导向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不仅士大夫重视文化，普通市民也以“知书达理”为荣。此外，宋代对商业活动的管制相对宽松，政府虽征收商税，但并未像汉代那样推行“抑商”政策，甚至出现了“坊郭户”（城市居民）单独列籍的制度，从法律层面承认了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

在文化管制方面，宋代虽有文字狱，但相较于明清更为宽松。这种宽松的环境为市民文化的自由生长提供了空间，无论是街头艺人的表演、市井文人的创作，还是民间的宗教活动，都较少受到官方的直接干预。

二、宋代市民文化的多元表现

在上述社会土壤中，宋代市民文化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其表现形式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娱乐消遣的“俗文化”，也有蕴含智慧的“雅文化”，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画卷。

（一）娱乐文化：瓦舍勾栏里的“百戏争艳”

如果说唐代的娱乐活动以宫廷、贵族为中心，那么宋代的娱乐则完全走向了民间。最具代表性的场所是“瓦舍勾栏”。“瓦舍”是城市中固定的娱乐中心，“勾栏”是瓦舍内用栏杆或幕布隔出的表演场地，类似于今天的剧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的瓦舍数量众多，其中桑家瓦子、中瓦、里瓦等规模最大，“可容数千人”。

勾栏内的表演形式丰富多样，堪称“百戏争艳”：

说唱艺术：包括“说话”（讲故事）、“诸宫调”（有说有唱的叙事艺术）等。“说话”又分为“小说”“讲史”“说经”等子类，其中“小说”最受欢迎，内容多为市井生活、爱情故事或侠义传奇，如《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等，语言通俗易懂，情节跌宕起伏。

杂技与武术：“上竿”“跳索”“吞刀吐火”等杂技表演惊险刺激；“相扑”（摔跤）则是男女皆可参与的大众运动，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女相扑手”。

戏剧雏形：“傀儡戏”（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