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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认定的多维审视与精准判定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信息传播、社交互动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平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网络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便是其中之一，且呈现出频发态势。

从“秦火火案”到“江苏南京割腕自杀城管被指‘演戏’案”，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屡见不鲜。在“秦火火案”中，秦志晖为提高网络关注度，编造并散布原铁道部向“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中的外籍遇难旅客支付3000万欧元高额赔偿金等虚假信息，该微博被转发11000次，评论3300余次，引发大量网民对国家机关公信力的质疑，对事故善后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江苏南京割腕自杀城管被指‘演戏’案”中，嫌疑人王某在网上发布“南京城管队员割腕自杀系‘演戏’，家属是演员”等虚假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些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也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的危害不容忽视。一方面，它严重破坏了网络秩序，干扰了网络的正常运行和信息的有效传播。大量虚假信息和恶意言论充斥网络，使人们难以获取真实、有用的信息，降低了网络的可信度和可用性。另一方面，这类行为还可能引发社会恐慌和不安，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虚假信息的传播容易误导公众，引发公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网络空间中寻衅滋事的认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的出现对传统刑法理论提出了挑战，如何准确认定此类行为，涉及到对刑法中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网络空间的性质、公共秩序的内涵等诸多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刑法理论体系。从实践层面讲，明确网络空间寻衅滋事的认定标准，能够为司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提高司法效率，有效遏制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的发生，维护网络环境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对网络犯罪进行了研究和立法规制，但专门针对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一些国家将网络上的寻衅滋事行为纳入到相关的网络犯罪或传统犯罪的范畴进行处理。例如，美国通过一系列的网络安全法案和相关法律，对网络上的虚假信息传播、恶意攻击等行为进行规制，若这些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会依据相应的法律条款进行定罪处罚。欧洲一些国家也在不断完善网络犯罪的法律体系，强调对网络秩序和公民权益的保护。但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在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上存在较大差异，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和成熟的理论体系。

在国内，随着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的增多，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法律规定方面，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将利用信息网络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这为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围绕网络空间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认定标准、网络寻衅滋事行为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部分学者认为，将网络空间认定为公共场所是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突破，虽然符合现实需要，但在解释上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避免过度扩张解释。关于“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认定，有学者主张应综合考虑网络信息的传播范围、社会影响、公众反应等因素，建立多元化的认定标准。在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方面，学者们对网络寻衅滋事罪与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的区别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应从行为对象、行为方式、主观故意等方面进行区分。

在实践案例方面，通过对一系列网络寻衅滋事案例的分析，如“秦火火案”“胡鑫宇事件造谣案”等，实务界和学界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案例为研究网络空间寻衅滋事的认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网络空间寻衅滋事行为的一些关键问题，如网络空间与公共场所的关系、“起哄闹事”行为的具体认定等，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存在较大的争议。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犯罪形式的日益多样化，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应对新的网络寻衅滋事行为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

1.3研究方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