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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国范式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5）08-0130-03

1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生成逻辑：社会发展视角下的制度成长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主要有以欧盟为代表的立法保护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综合保护模式[。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是与网络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大数据时代同步成长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于经济发展、社会认知、政府管理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我国没有有关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个人隐私”保护的规定也只散见于个别法律法规中。

1.1刑法规制：网络安全时代的立法探索

世纪之交，随着网络信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网络信息服务的发展，非法侵入网络邮箱等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信息违法犯罪时有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此，200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将“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规定为犯罪，这是我国运用刑事法律手段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开始。

入世以后的中国，“移动改变生活”“短信”“支付宝”逐渐成为人们最便捷的联系方式和新兴交易平台。同时，非法获取、出售个人通信信息的违法行为频繁发生，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通信安全。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依据“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2]

2010年以来，伴随智慧城市建设和“互联网+；的发展，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终端的广泛应用，网络信息违法行为爆炸式增长，给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利益造成巨大威胁。为强化网络信息执法活动，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明确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3]，从国家立法层面确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合法、正当、必要\的基本原则。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1.2单项立法：部门和地方的立法尝试

在刑法规制的同时，借鉴欧洲的立法保护方法，我国开始尝试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立法。2012年，为遏制“人肉搜索”等严重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厦门市制定《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第一次用地方性法规的手段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行为。201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管理规定》，首次明确“个人信息”的法律概念，重申合法、正当、必要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为以后立法中“个人信息”概念的界定提供了规范参考。

1.3专门立法：构建立法保护和技术规范保护相结合的个人信息保护范式

2020年前后，移动互联网加速普及，我国正式进人“全民互联”时代。在这个处处都是摄像头，人人皆是信息发布平台的自媒体时代，公民个人随时可能成为个人信息的“透明人”，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网暴”“社死”的受害者。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个人信息保护形势，统一网络信息安全立法、回应社会关切、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成为应对大数据时代新问题新挑战的迫切需求。为此，我国实施了两步走的立法战略：首先，202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个人信息权利做出规范，赋予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权、查阅权、复制权、异议权、更正权、删除权等一系列信息权利，完善个人信息民事法律保护体系，为相关立法奠定了民事基本法律依据[4]。其次，以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立法为先导，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我国信息安全“三法一规范”制度体系。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加上作为信息安全技术国家标准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我国以“三法一规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正式形成。

2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国模式：立法保护+技术规范保护

2.1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立法保护

2.1.1《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是个人信

息法律保护的基础。《网络安全法》从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出发，创设三重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一是网络安全等级制度，二是网络应急处置制度，三是网络安全认证、检测、风险评估制度；确立网络安全共同治理原则，推动建立国家网络安全标准体系，规范网络用户实名制度，明确网络监管部门职责和网络经营者的权利义务，依法保障网络运行安全。《数据安全法》立足于国家总体安全大局，通过依法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网络数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