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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先驱周永年“儒藏”思想研究与当代启示

摘要：清乾隆年间，学者周永年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儒藏公用”的思想，对于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介绍了周永年的《儒藏说》和他创办的我国第一家具有公共性质的图书馆——藉书园，研究了他的转变藏书方式、明确藏书目的和发挥藏书功能等公共图书馆思想，总结了“儒藏”思想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启示，以期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周永年；《儒藏说》；藉书园；公共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5）01-0034-03

1807年，德国著名图书馆管理员马丁·施莱廷格（MartinSchrettinger）提出了“图书馆学”的概念，标志着近代图书馆学的诞生[1]。1931年，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RamamritaRanganathan）提出了“图书馆学五定律”，得到图书馆界的广泛认可。在我国，早在清乾隆年间，山东历城（今属山东济南）学者周永年就著成了《儒藏说》[2]，他极具前瞻性和创新性地提出了“儒藏公用”的思想，并倾尽全力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具有公共性质的图书馆——藉书园，是我国藏书事业的先驱。清朝藏书事业空前繁荣，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藏书风气盛行。当代藏书史研究学者范凤书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统计出清朝私人藏书家总人数达2，082人，比前朝历代私人藏书家的总和还多[3]。二是藏书理论形成。《藏书纪要》《书林清话》等文献便是当时的藏书家、学者对前人藏书经验的总结和相关理论专著[4]。三是公开藏书理念普及。当时的藏书家逐渐树立了公开藏书的意识，认识到传抄刊刻是保存典籍的有效方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周永年提出了“儒藏公用”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其《儒藏说》成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值得图书馆界深入探讨和研究。

2周永年及其《儒藏说》和藉书园

2.1周永年的生平概述

周永年，字书昌，自号林汲山人，雍正八年（1730）出生，为山东历城（今属山东济南）人，故居位于济南的东流水街，家庭经济虽然不宽裕，但其父十分重视儿子的学业，从不吝啬为儿子买书。周永年从小就展现出极高的读书天分，聪敏好学，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四岁便可完整熟练地背诵《庄子》，后跟随进士申士秀学习，为撰写文章奠定了深厚的根底，引经据典，信手拈来。青年时期的周永年在泺源书院学习，阅读时“一目数行，别人读半，他已终篇”，在听完沈启元讲授《周易》后可“对某说某义，孰是孰非，侃侃而谈”。周永年爱书的程度非同一般，可随时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换取喜爱的书籍，曾提出“多藏为富，天下学者皆读书”的号召。乾隆三十六年（1771），周永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承担了校勘《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的重任，其后又被乾隆皇帝委任翰林院编修，充文渊阁校理、贵州乡试考官、德州书院讲师等职。乾隆五十六年（1791）病卒，时年六十二岁[5]。周永年一生嗜好读书、藏书，虽然生活清贫拮据，但痴迷购书，朋友赵渭川形容其“堪笑石仓无粒米，乱书堆里日高眠”。他读书勤奋，沉迷其中，“历下古书不易得，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桂馥在《周书昌传》提到，周永年对衣服饮食声色玩好均不感兴趣，唯独热爱购买书籍。

2.2《儒藏说》

周永年虽然倡导藏书，但不倡导为藏而藏，他藏书的目的既不为自赏，也不为炫耀，是为保存典籍和培养人才。明末藏书家曹学佺提出了佛藏、道藏“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力”的观点，他发现我国历来藏书旋聚旋散、聚散无常，便萌生了改变的想法[6]。但是，碍于现实压力，他没有付诸实践。周永年“偶感于曹能始儒藏之议，窃思续而成之”，并将其视作“艺林中第一要事”。他深受曹氏思想的启发，对“儒藏”学说进行了继承和发扬[7]，成为“儒藏”思想的提倡者和践行者。他在《儒藏说》中提出：“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8]在《儒藏说》一卷十八篇中，他提出藏书来源、藏书之所、经费保障三条“儒藏条约”。对此，有人提出质疑“古今载籍，浩如烟海”，认为周永年的想法无法实现。周永年心系天下万世之利，不惧困难，不畏他人嘲讽，以一往无前的热情投身于儒藏之议的奔走呼号。由于《儒藏说》对《四库全书》的纂修和南三阁（杭州文澜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的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故有学者将纂修《四库全书》的“倡导之功归诸永年”[9]。

2.3藉书园

周永年与训诂学家桂馥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合作创办了藉书园[10]，但没多久就以失败告终。周永年对藉书园创办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又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再一次建成藉书园，实现了毕生夙愿。周永年将“不欲自私”作为藉书园的创办宗旨，“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抄者于以流通”。周永年创办藉书园的经验和思想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