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社会化运营监管体系研究.docxVIP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社会化运营监管体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5)09-0020-04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核心阵地，其社会化运营实践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路径。自20世纪末我国探索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社会化改革以来，政策层面持续释放积极信号：2013年《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1]首次将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纳人制度框架；随后，《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3]等一系列法律文件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合法地位；2021年《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4提出要“探索开展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标志着该领域的改革进人系统化推进阶段。然而，政策红利与实践挑战并存。随着公众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升级，以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率先开展图书馆社会化运营探索，如：5个区级馆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拓展阵地管理、阅读推广等服务场景[5]。但实证调研发现，监管体系建设显著滞后于运营实践，目前仅有龙岗馆引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开展绩效评估，多数场馆仍面临监管机制缺位、评价标准模糊等问题[6。这种“重运营、轻监管”的现状，在总分馆制纵深发展背景下尤为凸显：区、街道、社区三级图书馆在社会化运营中暴露出服务效益不均衡、权责边界模糊、人员管理松散等结构性矛盾，亟待建立覆盖多层级场馆的全流程监管体系。

基于此，本研究以市宝安区总分馆体系为实证样本，梳理总分馆体系下区、街道、社区三级基层图书馆社会化运营实践及监管现状，分析在社会化运营项目开展过程中服务效益、权责划分、人员管理、监管评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事业发展及业务需要，构建具备可操作性的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监管体系。

2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社会化运营及监管现状

市宝安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其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在社会化运营实践中具有典型示范价值。自2015年启动总分馆制改革以来，宝安区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营\模式，构建了“区馆—街道馆—社区服务点”三级联动体系，累计引入12家社会力量参与场馆运营，覆盖全区10个街道、124个社区。

在社会化运营实践中，宝安区聚焦服务效能提升，创新实施“图书馆+”融合模式，如：在新安街道馆打造“阅读+创客”空间，引人科技企业提供数字资源服务；在福永街道馆建设“非遗文化体验专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开展传统文化活动，形成“一馆一品”特色服务矩阵。从监管实践看，宝安区初步构建了“行政监管+行业评估+社会监督”的三元监管框架。在行政监管层面，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制定《宝安区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营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方资质准人、服务标准及退出机制。在行业评估层面，宝安区委托市图书馆学会组建专家团队，每年对运营项目开展绩效评估，评估内容涵盖服务人次、资源流通率等基础指标。在社会监督层面，宝安区通过构建“读者满意度测评系统”，实时收集公众反馈。在技术应用方面，宝安区率先搭建智慧监管平台，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控场馆运营数据，如读者流量、设备使用率等，实现对运营过程的动态监测。同时，各级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读者行为数据进行挖掘，为优化服务供给提供决策依据。然而，宝安区在社会化运营监管中仍存在结构性矛盾：从纵向层级看，区馆与街道馆、社区服务点之间的监管权责划分模糊，街道层面缺乏专业监管力量，导致社区服务点出现服务标准化程度不足等问题;从横向协同看，文化、财政、审计等部门尚未形成监管合力，在资金使用、项自验收等环节存在监管盲区；从制度建设看，现行监管标准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针对不同层级场馆的差异化指标体系，难以适应社区服务点“小而精”的运营特点。

3公共图书馆总分馆社会化运营及监管存在的问题

3.1监管机制协同性不足

宝安区总分馆体系在监管实践中呈现“碎片化”特征，多元监管主体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政府部门间存在职能交叉与空白地带，文化部门侧重服务内容监管，财政部门聚焦资金使用合规性，审计部门关注项目绩效，各部门监管标准和评价维度缺乏衔接，导致运营方要应对多重监管要求，增加合规成本。

行业协会的第三方评估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当前市图书馆学会的评估工作主要基于政府购买服务协议，评估指标设计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且评估结果应用局限于年度考核，未能与运营方的信用管理、项目续约等形成联动机制。社会监督渠道虽然多元，但收集公众意见后缺乏有效的反馈闭环，2023年读者提出的关于社区服务点开放时间不合理的1，200余条建议中，仅有35%得到实质性响应，监督效能有待提升。

3.2评价指标体系欠缺科学性

现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存在“一刀切”问题，未能充分体现总分馆不同层级馆的功能定位和服务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