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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虚假诉讼刑法规制的困境与突破：理论、实践与展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司法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与之相伴的是虚假诉讼现象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甚至危及社会公平正义和诚信体系的构建。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提出涉及虚假诉讼的民事检察监督意见8001件，这一数据直观地反映出虚假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严峻态势。从具体案例来看，在民间借贷纠纷中，部分当事人通过伪造借条、虚构借款事实等手段提起虚假诉讼，企图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在离婚析产案件里，夫妻双方恶意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在破产程序中，一些企业与个别债权人合谋，制造虚假债权债务关系，干扰破产清算，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公平受偿。

虚假诉讼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在司法层面，虚假诉讼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司法资源。法院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和时间对虚假诉讼案件进行审理，而这些资源本可用于处理真实的纠纷，导致司法资源的分配失衡，影响了司法效率和其他案件的正常审理进程。虚假诉讼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法院基于虚假的事实和证据作出裁判，使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质疑，破坏了司法在社会中的信任基础，长此以往，将削弱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遵守。从社会层面而言，虚假诉讼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使无辜的当事人遭受财产损失或其他权益损害，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诚信秩序，助长了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不良风气，对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法治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对虚假诉讼进行刑法规制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严厉的制裁手段和强大的威慑力。通过将严重的虚假诉讼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能够提高违法成本，有效遏制虚假诉讼行为的发生，维护司法秩序的正常运行，保障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刑法规制可以为受到虚假诉讼侵害的当事人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救济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不同国家对虚假诉讼刑法规制的立法模式和理论研究各有特色。德国和日本通常不单独设立虚假诉讼罪，而是将侵财型虚假诉讼行为认定为诈骗罪，非侵财型虚假诉讼行为则通过虚伪宣誓、伪造文书等罪名规制。在德国，对于通过虚假诉讼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依据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认定，强调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和客观上的欺骗行为；日本司法实践中，把虚假诉讼案件中的法官视为受骗者，财产被处分的当事人作为被害人，基于三角诈骗理论以诈骗罪论处。西班牙立法与德国类似，通过诈骗罪惩治侵财型虚假诉讼，借助伪造公共、官方、商业及电讯文书罪与伪造私人文书罪对非侵财型虚假诉讼进行定罪处罚。俄罗斯则通过伪造证据罪等妨害司法秩序类犯罪来规制虚假诉讼行为，不区分利益类型。意大利在《刑法典》中直接规定了诉讼欺诈罪，旨在维护司法权威与司法活动的有序性，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裁判者的意图，客观上实施了伪造证据等行为即构成本罪，且该规范适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范畴。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通过在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定，并结合宣誓制度与伪证罪等罪名来制裁和防范虚假诉讼行为。

国内关于虚假诉讼刑法规制的研究，随着立法的发展不断深入。在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情节严重的虚假诉讼行为应由刑法规制后，理论界与实务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形成了多种学说。诈骗罪说认为，虚假诉讼行为人通过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提起民事诉讼，使法官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裁判，导致被害人利益受损，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以张明楷、马克昌教授为代表；敲诈勒索罪说主张，虚假诉讼本质是通过司法途径强制被害人交付财产，被害人系被迫交付，与敲诈勒索罪手段相似，应以此罪论处；妨害司法罪说指出，虚假诉讼干扰审判活动有序进行，损害司法公正，从行为性质看属于妨害司法秩序的犯罪，应以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定罪处罚；无罪说因刑法无对应罪名，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认为虚假诉讼行为不构成犯罪；独立罪名说则鉴于民事诉讼领域虚假诉讼行为增多，以诈骗罪处理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由赵秉志等学者提出设立新罪名。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虚假诉讼罪，支持了独立罪名说。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罪名竞合及量刑标准等问题作出回应。但随着市场交易行为升级，虚假诉讼行为呈现多元化、隐蔽化、新型化特点，实践中仍存在虚假诉讼罪保护法益不明、行为认定标准不一、民刑衔接不畅等问题。

尽管国内外在虚假诉讼刑法规制方面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在理论研究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