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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后期剧作男性形象的伦理多棱镜：身份、困境与价值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亨里克?约翰?易卜生（HenrikJohanIbsen）作为19世纪挪威杰出的戏剧家，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他的创作生涯历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三个阶段，作品风格独特，主题多元，对人性、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如《玩偶之家》对女性地位与婚姻制度的探讨，《人民公敌》对社会矛盾和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揭示，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推动了戏剧艺术的革新与发展。

易卜生的后期剧作，一般是指他始于1884年《野鸭》发表之后的作品。这一时期，他不再局限于创作社会问题剧，而是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致力于挖掘人性的复杂与幽微之处，力求展现“灵魂的最后一条皱纹”。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易卜生后期剧作呈现出诸多独特的特征。在主题上，他更加关注个体的精神困境与内心挣扎，对人性的黑暗面和复杂性进行了大胆的揭示，像《建筑师》中索尔尼斯对权力和地位的追逐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心矛盾，深刻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在创作手法上，象征主义手法的大量运用成为显著标志，剧中的人物、场景和事物往往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如《野鸭》中野鸭这一形象象征着人物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以及虚幻的生活状态。这些转变不仅为戏剧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易卜生后期剧作中的男性形象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在家庭伦理方面，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父亲、丈夫等重要角色，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对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小艾友夫》中沃尔茂对家庭责任的忽视，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和悲剧的发生。在社会伦理层面，这些男性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社会矛盾，他们在面对社会现实时的态度和行为，展现了社会伦理对个体的束缚与个体对社会伦理的反抗或妥协，《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为了维护真理和公众利益，与整个社会的保守势力进行抗争，体现了个体在社会伦理困境中的挣扎与坚守。

研究易卜生后期剧作中男性形象的伦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些男性形象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通过对他们的研究，能够深入了解19世纪挪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以及社会变革对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人性探索方面，男性形象所经历的伦理困境和内心挣扎，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情感、欲望、道德选择等，对人性的本质有更深入的洞察。在文学研究领域，易卜生作为伟大的戏剧家，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备受瞩目，对其后期剧作男性形象伦理的研究，能够丰富和拓展对易卜生作品的研究，为戏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进一步推动戏剧理论的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易卜生研究一直是戏剧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后期剧作的研究，从创作风格、主题思想到人物形象分析，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男性形象研究方面，部分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剖析男性形象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征。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被运用到对易卜生剧作人物的解读中，一些学者通过分析男性形象的梦境、潜意识等，探究其深层的心理动机和欲望，像对《建筑师》中索尔尼斯内心对权力和成就的渴望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进行解读，认为他对建造高塔的痴迷象征着他潜意识里对超越和不朽的追求。还有学者从社会文化背景入手，探讨男性形象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问题，认为易卜生后期剧作中的男性形象是19世纪挪威社会变革时期中产阶级男性的代表，他们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着价值观的冲突和身份认同的困境。

国内对易卜生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也不断增加。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对其后期象征主义剧作的关注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对易卜生研究的全面深入，其后期剧作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男性形象研究上，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探讨。有的从文学批评角度，分析男性形象的塑造手法和艺术特色，研究易卜生如何通过语言、动作、情节等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男性形象；有的从文化学角度，挖掘男性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探讨挪威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潮对易卜生创作的影响，以及这些男性形象所体现的挪威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在对易卜生后期剧作男性形象的伦理研究上，虽然已有部分成果，但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还有待加强。多数研究只是零散地涉及到男性形象的某些伦理方面，缺乏对男性形象在家庭、社会等多个层面伦理意义的综合分析。另一方面，对于男性形象伦理内涵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未能充分结合易卜生的个人经历、创作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全面阐释男性形象所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