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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归隐与玄学的人格本体论

第一章陶渊明归隐背景与时代背景

1.1陶渊明生平与归隐经历

(1)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是中国东晋时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祖籍为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陶渊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生平与归隐经历成为了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在二十岁时便开始了仕途生涯，曾先后担任江州祭酒、武昌令、建威将军长史等职务。然而，由于对官场的失望和对世俗的不满，他于公元405年辞去了官职，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隐居生活。

(2)陶渊明的归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辞官后的最初几年，他曾在庐山脚下过着简朴的农耕生活。这一时期，他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内心却充满了宁静与满足。然而，随着家庭负担的加重，他不得不多次出山做官，以维持生计。公元415年，陶渊明被任命为彭泽县令，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仕。在彭泽任上，他因不满官场的腐败，仅任职八十余天便再次辞官。此后，他再也没有踏入官场，而是选择了彻底的归隐生活。

(3)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主要在庐山一带度过。他在山间购置了一块地，建造了一座名为“五柳先生”的草屋，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种植稻谷、蔬菜，养殖鸡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在这段时期，陶渊明创作了大量诗歌，如《归园田居》、《饮酒》、《桃花源记》等，这些作品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据统计，陶渊明一生共创作诗歌120余首，散文12篇，成为后世文人推崇的典范。他的归隐经历和作品，不仅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1.2东晋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

(1)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东晋政权建立后，北方战乱频繁，许多北方士族南迁，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据史料记载，南迁士族人数众多，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如王导、谢安等，他们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迅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为后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象奠定了基础。

(2)东晋时期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士族势力强大，形成了“门阀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士族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特权，同时也导致了社会阶层固化。据《晋书》记载，东晋时期有“门阀士族”之称的家族约有数百个，他们通过世袭和婚姻等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地位。这种门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稳定，但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在这一时期，政治斗争激烈，朝政更迭频繁，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等，这些事件对东晋政权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

(3)东晋时期的文学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如王羲之、谢灵运、陶渊明等，他们的作品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羲之的书法被誉为“书圣”，其《兰亭序》更是千古绝唱；谢灵运的山水诗开创了山水诗派，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陶渊明的田园诗则表达了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刻感悟。此外，东晋时期的宗教文化也极为繁荣，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广泛传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3玄学兴起与士人思想变迁

(1)玄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兴起与东晋时期的士人思想变迁密切相关。玄学起源于魏晋时期，其核心思想是对“有无”、“本末”、“动静”等哲学问题的探讨。这一时期的士人，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推动了玄学的发展。玄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思想向更加抽象、思辨的方向发展。

在玄学兴起的过程中，士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清谈”为主要形式的学术活动。清谈，又称“玄言”，是士人们以诗词、文章等形式，对玄学问题进行辩论和阐释的活动。这种学术活动不仅促进了玄学思想的发展，也反映了士人们追求精神自由和独立思考的精神风貌。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时期的士人如王导、谢安、王羲之等，都是清谈高手，他们的清谈活动对玄学思想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2)玄学的兴起与士人思想的变迁密切相关。在玄学之前，儒家思想占据了中国哲学的主流地位，士人们追求的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然而，随着社会动荡和人生体验的丰富，士人们开始对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产生怀疑，转而寻求更加符合个人内心体验的哲学思想。玄学的兴起，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使他们能够在精神上获得解脱和自由。

玄学思想强调“自然”和“无为”，主张顺应自然规律，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平和。这种思想对士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开始关注个人的内心体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例如，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反映了他在玄学思想影响下，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