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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寻衅滋事处理规则

引言

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社交互动的重要场域。但与此同时，部分用户利用网络隐蔽性、传播快等特点，实施恶意辱骂、煽动对立、编造谣言等行为，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甚至引发现实冲突。为维护清朗网络环境，我国逐步构建了覆盖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平台规则的网络寻衅滋事处理体系。本文将围绕“网络寻衅滋事处理规则”，从基础认知、核心要素、处理流程及实践优化等维度展开系统论述，以期为理解和适用相关规则提供参考。

一、网络寻衅滋事的基础认知

（一）概念界定与特征辨析

网络寻衅滋事是传统寻衅滋事行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但因其发生场域的特殊性，呈现出与线下行为不同的特征。根据法律实践，其核心定义可概括为：自然人或组织以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为目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辱骂、恐吓他人，或者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

与线下寻衅滋事相比，网络版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行为场域虚拟性，行为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数字化形式传播，影响范围突破地域限制；其二，危害后果扩散性，一条不当信息可能在短时间内被转发数万次，引发“滚雪球”式负面影响；其三，责任认定复杂性，涉及行为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平台用户等多方主体，需综合判断各方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与责任。

（二）法律依据与规范体系

我国对网络寻衅滋事的规制形成了“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平台规则”的多层次规范体系。

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及量刑标准，为网络场景下的刑事追责提供了根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将“寻衅滋事”列为治安违法行为，适用于情节较轻、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则从网络信息安全、用户权益保护角度，对网络暴力、信息滥用等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

司法解释层面，“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同样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这一解释直接回应了网络场景下的法律适用难题。

此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等部门规章，进一步细化了网络平台的管理义务和用户行为规范，与法律、司法解释共同构建起全方位的规则体系。

（三）常见表现形式

网络寻衅滋事行为类型多样，实践中常见以下四类：

针对特定对象的恶意辱骂与恐吓：如在社交平台、评论区对他人进行人格侮辱（使用“人渣”“败类”等贬损性词汇）、威胁（“要让你身败名裂”“小心报复”），且相关信息被大量转发、浏览，导致受害人遭受严重精神压力或社会评价降低。

煽动群体对立的地域/身份攻击：通过编造“某地人素质差”“某群体道德低下”等标签化言论，刻意放大不同地域、职业、性别群体间的矛盾，引发大规模骂战甚至现实冲突。例如，将个别负面事件与特定群体绑定，宣称“所有某省人都爱占便宜”，此类言论易激化社会情绪。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起哄闹事：虚构“某商场发生爆炸”“某企业倒闭拖欠工资”等不实内容，并在网络上扩散，引发公众恐慌、挤兑或聚集围观，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如曾出现的“某超市售卖问题食品致多人中毒”谣言，导致大量消费者前往超市抗议，影响超市正常经营。

组织策划的“网络围猎”行为：部分账号或群组有组织地煽动用户对特定对象进行“人肉搜索”、扒取隐私、集中刷屏辱骂，形成“群殴”式网络暴力。例如，某明星被爆料后，其粉丝群体与反对方组织大量账号对其进行持续攻击，导致相关话题长期占据热搜，平台评论区瘫痪。

二、网络寻衅滋事处理规则的核心要素

（一）行为认定的三大标准

处理网络寻衅滋事的关键在于准确认定行为是否违法或犯罪，实践中需重点把握“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危害后果”三大标准。

主观故意方面，行为人需具有“无事生非”或“借故生非”的主观动机，即并非基于合理诉求或事实依据，而是为发泄情绪、寻求刺激、逞强耍横等目的实施行为。若用户因对某事件不满而理性表达批评意见，则不构成寻衅滋事；但如果故意歪曲事实、夸大矛盾，则可能被认定为具有主观恶意。

客观行为方面，需满足“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形式要件，包括发布、转发、评论、组织他人传播等具体行为。例如，用户A在自己社交账号发布辱骂他人的内容，用户B明知内容不实仍大量转发，用户C建立群组组织成员集体攻击，三人的行为均符合客观行为要件。

危害后果方面，需达到“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根据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