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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处置捐赠伪作有何法律规定

一、事件回溯：从捐赠到拍卖的二十年争议

2025年12月，一则“南京博物院1959年接收的捐赠古画现身拍卖市场”的消息引发舆论热议。事件核心围绕1959年庞莱臣后人庞增和向南京博物院捐赠的137件“虚斋旧藏古画”展开，其中5件被南博鉴定为“伪作”，包括疑似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

时间线显示，这5件画作的命运历经多重转折：1961年、1964年，南京博物院两次组织专家鉴定，认定其为“伪作”；1997年，南博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报告获批后，将画作划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该批画作以6800元低价售出；2025年，疑似《江南春》图卷以8800万元估价亮相拍卖预展。庞莱臣后人庞叔令表示，家族对画作被处置一事毫不知情，直至拍卖预展才得知消息，目前已提起诉讼。

这一事件不仅揭开了“捐赠伪作”处置的隐秘链条，更将博物馆在文物鉴定、处置、告知等环节的法律边界与伦理责任推向公众审视的聚光灯下。

二、法律框架下的处置权边界：从“所有权”到“程序约束”

博物馆对捐赠伪作的处置权，首先需明确其法律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条第四款，公民、组织捐赠给国家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国有博物馆作为受赠方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而非单纯“保管权”。这意味着，博物馆理论上对捐赠文物（包括伪作）享有处置权，但这一权利受多重法律约束。

（一）基础规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程序要求

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2022年启动修订）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已进馆的文物、标本中，经鉴定不够入藏标准的，或已入藏的文物、标本中经再次鉴定确认无保存价值的，应另行建立专库存放，谨慎处理；必须处理的，需经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或外部专家复核审议，造具处理品清单并报主管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妥善处理。

南京博物院的处置流程看似符合这一规定：1997年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报告并获批后，将画作划拨至文物总店。但关键争议在于“妥善处理”的界定——将文物划拨至文物总店后，是否属于“妥善处理”？尤其是当文物最终以远低于市场预期的价格流入拍卖市场时，“处理”的合理性与合规性更受质疑。

（二）特殊约束：《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则

2018年施行的《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细化了“退出”程序。其中第四条、第六条规定，若馆藏文物被鉴定为无文物价值的现代复仿制品，需作退出处理时，应按与捐赠人约定的协议办理；无协议的，需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这一规定将“捐赠人知情”提升为法定程序，即便文物被认定为“伪作”，博物馆也不能绕过捐赠人擅自处置。

回到南京博物院事件，庞家后人称从未收到任何关于画作被鉴定为伪作或拟处置的通知，这直接指向南博是否违反了《暂行办法》中“无协议需征得捐赠人同意”的要求。尽管南博回应“程序合规”，但“合规”是否等同于“合法”，仍需结合具体协议内容与法律细节判断。

（三）公益属性约束：《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更高义务

作为国有公益性质收藏单位，南京博物院还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约束。该法规定，受赠人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实现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并“定期向捐赠人通报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捐赠行为本质是公益善举，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管理者，更是社会信任的守护者。若受赠方未履行基本告知义务，即便程序“合规”，也可能因违背公益伦理而损害公信力。

三、鉴定程序的合法性争议：从“形式合规”到“实质正义”

文物鉴定是处置伪作的前置环节，其程序合法性直接影响后续处置行为的法律效力。根据《博物馆条例》《文物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博物馆接收捐赠文物后，必须通过学术委员会或具备资质的专家团队进行鉴定，并形成规范记录；对已入藏的文物，若存在真伪争议，需重新组织鉴定。

（一）南京博物院的鉴定实践：两次鉴定的“形式合规”与“实质存疑”

南京博物院对争议画作的鉴定并非无迹可寻。资料显示，其曾于1961年、1964年两次组织专家鉴定，最终认定为“伪作”。从形式上看，这一过程符合“多次鉴定”的基本要求。但法律界人士指出，鉴定行为的合法性需从三方面考察：

其一，鉴定记录的完整性。是否完整记录了鉴定时间、参与专家、鉴定依据（如文献比对、技术检测结果）等核心信息？若记录缺失，后续处置的合法性将缺乏支撑。

其二，专家资质的合规性。参与鉴定的专家是否具备文物鉴定资质？是否存在利益关联？例如，若专家与博物馆存在隶属关系，其鉴定结论的中立性可能受质疑。

其三，鉴定依据的留存。是否保留了鉴定过程中的关键证据（如检测报告、专家意见原件）？这是后续争议中证明鉴定合法性的核心材料。

目前公开信息未显示南京博物院完整披露上述细节，这也成为庞家质疑鉴定结论的重要突破口。

（二）“伪作”的价值再审视：法律定义与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