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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限制及案例

引言

赠与是民事活动中常见的财产流转方式，小到亲友间赠送礼物，大到企业向公益组织捐赠物资，都涉及赠与合同的成立与履行。赠与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单务无偿”——赠与人负有交付财产的义务，受赠人无需支付对价。为平衡双方权益，法律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即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赠与人可反悔撤销合同。但任意撤销权若不加限制，可能破坏交易安全、损害受赠人信赖利益，甚至影响公益事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继承原《合同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需求，对任意撤销权作出了更明确的限制。本文将围绕民法典中任意撤销权的限制规则展开，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其适用场景，探讨法律对“诚信”与“公平”的价值平衡。

一、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基本理论

（一）任意撤销权的概念与立法初衷

任意撤销权是指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赠与人无需任何理由即可单方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其核心特征在于“任意性”——无需证明受赠人有过错或合同存在可撤销事由（如欺诈、胁迫），赠与人仅凭主观意愿即可反悔。这一制度的立法初衷，是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未获对价，若因情势变更（如经济状况恶化、与受赠人关系破裂）不愿继续履行，法律应给予其“反悔空间”，避免强制履行对赠与人造成不合理负担。

以生活场景为例：张某在生日时承诺送好友李某一部手机，后因自己突发疾病需支付医疗费，此时若强制张某履行赠与，可能加重其经济压力。法律允许张某在手机交付前撤销赠与，正是对这种“无偿性”的特殊保护。

（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要件

根据民法典第658条规定，任意撤销权的行使需满足两个要件：一是赠与合同已成立且未履行完毕，即赠与人与受赠人就赠与达成合意（口头或书面），但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二是赠与合同未被排除适用任意撤销权（如经过公证、具有公益性质等）。若财产权利已转移（如动产已交付、不动产已登记），则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任意撤销权消灭。

例如，王某将自己的汽车赠与侄女小王，双方签订了书面赠与协议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此时王某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但若已完成过户，小王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车主，王某则无法再撤销。

二、民法典对任意撤销权的限制规则

任意撤销权的“任意性”若过度扩张，可能导致受赠人因信赖赠与而付出成本（如为接受房产提前装修），最终权益受损。因此，民法典第658条明确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即任意撤销权）。”结合司法实践，民法典对任意撤销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类情形。

（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任意撤销

公证是国家公证机构对民事法律行为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通常意味着赠与人在签署时经过了更审慎的考虑，其意思表示更具稳定性。法律规定此类合同不得任意撤销，旨在维护公证的公信力，避免赠与人随意推翻已通过公证确认的承诺。

例如，李某因年老独居，与侄女小丽签订赠与协议并办理公证，约定将名下房产赠与小丽，条件是小丽需照顾其晚年生活。后李某因琐事与小丽发生矛盾，欲撤销赠与。法院审理认为，公证赠与合同排除任意撤销权，李某若要撤销，需证明小丽未履行照顾义务（即符合法定撤销权要件），否则不得单方反悔。此案例中，公证的“证明力”强化了赠与合同的约束力，保护了受赠人基于公证产生的合理信赖。

（二）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得任意撤销

公益性质的赠与（如向学校、医院、救灾基金会捐赠）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若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可能影响公益事业的正常开展。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如对无扶养义务的亲属、对曾帮助过自己的人赠与）则与社会公序良俗密切相关，法律需引导人们遵守“知恩图报”的道德准则。因此，民法典将这两类赠与明确排除在任意撤销权之外。

以某企业向灾区捐赠为例：某年某地发生自然灾害，A企业通过媒体公开承诺捐赠50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灾区政府及受助群众基于该承诺启动了重建规划。若A企业在捐款支付前以“经营困难”为由要求撤销赠与，法院通常会认定该赠与具有公益性质，不得任意撤销。这一规则既保障了公益事业的稳定性，也避免了企业利用“口头捐赠”炒作社会形象却不实际履行的行为。

（三）财产权利已转移的赠与不得任意撤销

赠与合同的核心是财产权利的转移。若赠与人已将财产交付受赠人（动产）或完成登记（不动产、股权等），则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任意撤销权自然消灭。这一限制是对“契约严守”原则的基本遵循——既然财产已转移，受赠人已实际取得所有权，赠与人无权再要求返还。

例如，张某将祖传玉佩赠与好友陈某，并当场交付。后两人因琐事反目，张某要求陈某返还玉佩。法院认为，玉佩作为动产，交付即完成权利转移，张某的任意撤销权已消灭，无权要求返还。若张某主张陈某存在侵害其权益的行为（如故意损坏玉佩），可依据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