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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与民主——百年司法建设的路线问题下

民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司法领域，表现为审判公开、人民参审、判决析理等。司法独立不能成为排斥司法民主的理由。在法治国家，不仅司法是独立的，而且，行政官员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笔者在瑞典考察时，警察首长就称，政治家和行政首脑可以对警察部门进行政策性的和宏观的监督，但任何人不得干涉警察部门独立办案。显然，业务独立既不能成为行政拒绝民主的借口，也不能成为司法拒绝民主的措词。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也不能成为司法排斥民主的理由。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官员职业分工，不仅及于司法领域，也及于立法和行政领域。如果专业化、职业化可以成为拒斥民主的理由，则民主必无存身之所。司法职业化论者将司法领域内的知识分工，无限夸大，造就专业神化，并进而得出普通人民不宜参与司法的结论，其谬甚矣。

陪审制度因让普通人民参与司法的审判过程，确保了人民对于司法的主权，从而使判决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陪审员日常生活在民众之中，案件审结后仍回归于民，正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陪审员因为与国家政权机关不发生制度上的常期钩连，因而避免了因为制度化而导致的官僚化。又因为陪审员始终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于权力机关可能的暴政构成有力的防范。最高法院肖扬院长也敏锐地指出，应当视陪审制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发展。”

研究表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1970年，波兰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陪审员、70%的职业法官、65%的政府律师认为，参审制必须保留。1985年，西德的一项调查表明，65%被调查普通民众认为，由法官与普通民众共同审判，审判更为有利。1992年，一项对瑞典和芬兰职业法官和非职业法官的调查表明，参审制受到职业法官和非职业法官的共同支持。最意味深长的是关于前南斯南夫的两次调查。1974年，对100名职业法官和196名非职业法官调查显示，职业法官对参审制的态度并不积极，40%的职业法官认为，参审员对审判不起作用，23%的职业法官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参审，判决将会更加正确，绝大多数被调查的职业法官主张对参审制进行改革。二十年后，1983年，对前南地区101名非职业法官和30名职业法官的调查显示，情况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巨变。77%的职业法官认为，非职业法官的参与是有益的。他们支持的理由是，非职业法官有广泛的经验，熟悉本地习俗，而且一些非职业法官对特定的案件，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丹麦，陪审制获得了90%的非职业法官和大部分职业法官、公诉人、律师的拥护。1992年，对香港公众的一项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中，愿意选择陪审团审判的人数是选择由职业法官审判人数的三倍，而且87%的被调查者认为，1997年回归后，应当保留陪审制。

(二)司法独立的原初动力。司法独立与人民陪审究竟关系如何?两者是否毫无关联?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论，应先解决司法独立，再解决司法民主?这个问题可以从英国陪审制的发展历史得到启发。感谢宋小海先生对这一段历史的细致解读，使我们不必再去历史的故纸堆里爬梳。

其一、陪审制曾被用来作为中央集权的工具。法兰克国王、诺曼底公爵、亨利二世，都曾将陪审制作为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权力必须有其载体，这就是制度。中央在与地方争权的过程中，不仅要依赖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还必须依赖制度本身的力量。陪审制在中央争权过程中，一直充当着开路先锋的角色，其力量源自陪审制具有的收集地方信息、尊重地方权威、减少国家任官数量等特异功能。就我国当前而言，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一直为学界所垢病。“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是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进行着制度与非制度的抗争，致使中央权力不能有效地贯彻于地方。一方面，中央通过系统化的四级法院，意图使中央司法权得以贯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人大与地方法院存在着深厚的制度联系，导致国家司法权力为地方分享，出现司法权国家与地方实际上共享的局面，由此出现司法混乱。国家出于维护中央集权、树立国家司法权威的考虑，采取各种措施，力图克服地方保护，但收效甚微。克服地方保护的实质是中央司法权向地方渗透并垄断。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不仅应当借助政党、行政的力量，还应当借助制度本身的力量，即国家必须用合理、科学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作为中央司法权力扩张的开路先锋。不公的司法，常常会成为地方权力渗透国家司法的理由。比如有些地方主张个案监督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司法这样腐败，

害。”1980年，邓小平严厉地批评道，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无独有偶，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去年也要求消除司法机构的官僚作风。

对于当今司法界的官僚主义，学界有人认为是法官职业化不足造成的，并试图通过职业资格考试、法院人财物独立等措施来解决。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