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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法在最低工资政策效应评估中的改进

一、引言

最低工资政策作为调节劳动力市场分配、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核心工具，其效应评估一直是劳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研究的重点。准确识别最低工资调整与就业、工资水平、企业利润等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政策优化的关键前提。然而，政策评估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如反向因果（企业因利润下降主动要求降低最低工资标准）、遗漏变量（区域经济波动、行业技术变革等未观测因素同时影响最低工资调整与结果变量）——使得传统回归分析难以得出可靠结论。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Variable,IV）作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核心方法，通过引入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但与误差项无关的工具变量，为因果推断提供了有效路径。但在最低工资政策评估的具体场景中，传统工具变量法面临工具变量选择困难、外生性假设易被违反等挑战，亟需方法改进以提升评估精度。本文围绕工具变量法在最低工资政策效应评估中的改进展开，系统探讨其应用基础、传统局限及创新路径，以期为政策评估提供更科学的方法论支持。

二、工具变量法在最低工资政策评估中的应用基础

（一）工具变量法的核心逻辑与政策评估需求

工具变量法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寻找一个“外部冲击”性质的变量（工具变量Z），该变量仅通过内生解释变量X（如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结果变量Y（如就业水平），而不直接作用于Y或与其他干扰因素相关。这一逻辑恰好契合最低工资政策评估的需求：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往往受地方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工会博弈等内生因素影响，直接回归易将其他因素对Y的影响错误归因于X。例如，经济向好时地方政府可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企业扩大招聘，若直接回归会高估最低工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下行时提高最低工资可能被企业裁员抵消，导致低估抑制效应。工具变量Z的引入，能剥离X中由内生因素驱动的部分，仅保留由Z驱动的“外生变化”，从而更准确地估计X对Y的净效应。

（二）最低工资评估中传统工具变量的选择实践

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基于最低工资政策的制度特征，尝试构建了多种工具变量。一类是“制度性工具变量”，如利用不同地区最低工资调整的时间差或幅度差异。例如，某地区因省级立法要求必须每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而相邻地区无此规定，这种制度差异可作为工具变量，因为调整时间更多由立法约束而非当期经济状况决定。另一类是“外生性冲击工具变量”，如区域产业结构差异。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高的地区对最低工资更敏感，而产业结构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可作为预测最低工资调整幅度的工具变量。还有一类是“滞后变量工具变量”，如用前一期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当期的工具变量，假设前期调整主要受历史因素影响，与当期未观测误差无关。这些工具变量在早期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研究深入，其局限性逐渐显现。

三、传统工具变量法在最低工资评估中的局限性

（一）工具变量的弱相关性：估计偏差的隐患

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强弱直接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若工具变量Z与X的相关性较弱（弱工具变量问题），即使Z严格外生，工具变量估计量的偏差也会接近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量的偏差，导致结论不可信。在最低工资评估中，制度性工具变量常面临这一问题。例如，某地区因立法要求调整最低工资，但实际调整幅度可能受当期经济压力（如企业游说）影响，导致Z（立法约束）与X（实际调整幅度）的相关性被削弱。外生性冲击工具变量同样存在此问题：产业结构虽相对稳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与地区经济活力可能高度相关，而经济活力又会影响结果变量Y（如就业），导致Z与Y的间接关联，削弱其与X的独立相关性。

（二）外生性假设的脆弱性：遗漏干扰的潜在威胁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Z与误差项ε（包含所有未观测的影响Y的因素）不相关，这一假设在最低工资评估中难以严格满足。例如，以区域产业结构作为工具变量时，若某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高，可能同时伴随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或更活跃的工会组织，这些因素本身会影响企业的用工决策（结果变量Y），导致Z与ε相关，违反外生性假设。再如，滞后变量工具变量假设前期最低工资调整与当期误差无关，但实际中，前期调整可能通过影响企业利润积累、劳动者技能投资等途径，间接作用于当期Y，导致Z与ε存在滞后相关性。外生性假设的脆弱性使得传统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易受质疑，甚至出现“工具变量越多，结论越矛盾”的现象。

（三）样本选择偏差：政策覆盖的异质性干扰

最低工资政策的覆盖范围存在显著异质性，不同行业、企业规模、地区的实际执行力度差异大。例如，小微企业可能因监管薄弱而实际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大型企业严格执行。传统工具变量法通常假设政策冲击对所有样本的影响一致（同质处理效应），但实际中，工具变量Z可能对不同子样本的X（实际最低工资水平）影响不同，导致“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ATE）与“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