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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欺诈罪裁判思路

引言

合同欺诈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重要罪名，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经济犯罪类型。其核心在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合同欺诈行为呈现手段隐蔽化、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如何准确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如何通过证据链锁定“非法占有目的”，成为裁判实践中的难点。本文将围绕合同欺诈罪的构成要件认定、证据审查要点、罪界区分标准及量刑情节考量等核心问题，系统梳理裁判思路，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合同欺诈罪构成要件的认定逻辑

合同欺诈罪的认定需严格遵循刑法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即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其中，客观行为与主观目的的关联性审查是裁判的核心难点。

（一）客体要件：双重法益侵害的本质特征

合同欺诈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害了合同相对方的财产所有权，也破坏了市场经济中的合同信用秩序。与普通诈骗罪相比，其特殊性在于行为发生在“合同关系”这一特定场景下，而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基本载体，其效力与履行直接影响市场主体对交易安全的信任。因此，裁判中需重点审查行为是否借助合同形式实施，是否对市场信用体系造成实质损害。例如，行为人以虚假工程项目为诱饵与多家企业签订施工合同，不仅骗取保证金，更导致相关企业因合同无法履行陷入经营困境，此类行为对市场秩序的破坏远大于单纯的个人财物诈骗。

（二）客观要件：“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欺诈行为

客观要件的审查需聚焦“行为要素”与“结果要素”的双重满足。行为要素表现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的五种典型情形：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裁判中需注意，这些行为需发生在合同签订或履行的“过程中”，若欺诈行为在合同成立前已完成（如虚构身份骗取信任但未签订书面合同），则可能构成普通诈骗罪而非合同欺诈罪。

结果要素要求行为造成“数额较大”的财产损失。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数额较大”一般以二万元为起点，但具体标准需结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调整。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可能高于欠发达地区，但裁判中需保持同一区域内的标准统一，避免同案不同判。

（三）主体要件：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的双重覆盖

合同欺诈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需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单位犯罪则需满足“为单位利益实施、经单位决策程序”的要件。裁判中需注意区分“单位犯罪”与“个人借用单位名义犯罪”：若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实施欺诈，所得利益归个人所有，则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若欺诈行为由单位集体决策，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则构成单位犯罪，需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虚假采购合同，骗取货款后用于个人投资，此类情形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

（四）主观要件：“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

主观要件的核心是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区分合同欺诈罪与民事欺诈的关键。由于主观目的具有内隐性，裁判中需通过客观行为进行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以下情形可作为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

签订合同时明知无履行能力。如行为人无资金、无货源、无技术，却虚构履约能力与对方签订大额合同；

收受财物后逃匿或转移财产。如收到预付款后关闭联系方式、将资金转入他人账户用于挥霍或偿还个人债务；

拒不履行合同且无合理辩解。如合同到期后既不履行义务，也不返还财物，对对方催告置之不理；

将财物用于非合同约定用途。如将货款用于高风险投资、个人消费，导致无法返还。

需要强调的是，推定需遵循“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若行为人有部分履行行为或积极补救措施（如主动返还部分财物、提供担保），则需综合判断其主观目的是否发生转变。例如，某企业因市场突变导致履约困难，但积极与对方协商延期履行并提供新的担保，此类情形不宜直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合同欺诈罪证据审查的核心要点

证据是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石，合同欺诈罪的证据审查需围绕“行为-目的-结果”的逻辑链条展开，重点关注以下四类证据的关联性与证明力。

（一）合同文本及附属材料的真实性审查

合同文本是证明行为发生场景的基础证据，需重点审查合同签订主体（是否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合同内容（是否存在虚假条款如伪造产权证明）、签订形式（是否采用书面、电子等法定形式）。附属材料包括担保文件、授权委托书、资质证明等，需核实其真实性。例如，若行为人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经鉴定为伪造，则可直接证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