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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察举制演变与门阀形成

引言

汉代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首个系统性的选官制度，自汉高祖时期萌芽，至汉武帝时期定型，历经两汉四百年的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汉代政治生态，更成为魏晋门阀政治的重要推手。这一制度本为打破先秦世卿世禄制的桎梏，以“选贤任能”为核心，通过地方推荐与中央考核结合的方式选拔人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察举制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偏离初衷：推荐权从地方乡闾向豪族集中，选拔标准从“德才”向“门第”倾斜，最终催生出累世公卿的门阀集团。本文将沿着“制度设计—执行偏差—结构固化”的脉络，深入剖析察举制演变与门阀形成的内在关联。

一、察举制的起源与初期特征：打破世卿的制度尝试

（一）从世官制到察举制的历史背景

先秦时期，贵族阶层通过“世卿世禄”垄断政治权力，血缘成为选官的唯一标准。这种封闭的选拔机制虽能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稳定，却严重阻碍了社会阶层流动。至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瓦解、士阶层崛起，各国纷纷尝试“军功授爵”“养士”等新选官方式，但尚未形成系统制度。秦代以“军功”与“吏道”为主的选官模式，虽打破血缘限制，却因重法轻儒、过度依赖行政效率，难以构建广泛的社会认同。

汉代建立后，统治者亟需整合多元社会力量以巩固政权。汉高祖曾下诏求贤，要求郡国推荐“贤士大夫”；文帝时期，首次明确“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亲自主持对策；至汉武帝时，“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成为定制，标志着察举制正式确立。这一制度的核心逻辑是“乡举里选”——由地方基层（乡、里）评议人物德行，经郡国长官审核后推荐至中央，再通过策问或考核授予官职。其设计初衷是将选官权从贵族手中收回，纳入国家主导的“德才”评价体系。

（二）初期察举制的多元科目与开放特征

汉初察举制的科目设置体现了“因需选才”的灵活性。主要包括常科与特科两类：常科以“孝廉”为核心（“孝”指孝子，“廉”指廉吏），侧重考察地方基层的道德典范；“茂才”（东汉避光武帝讳改称“茂才”）则面向更广泛的人才，要求“有奇异材能”，选拔对象包括官吏、平民甚至太学生。特科则根据国家需求临时设置，如“贤良方正”（针对政策咨询）、“明经”（通晓儒家经典）、“明法”（熟悉法律）等。

这一时期的察举制具有显著的开放性：其一，选拔对象覆盖社会各阶层，平民、小吏甚至刑徒（经赦免者）均可被举；其二，推荐权分散于地方基层，乡啬夫、三老等乡官负责初步评议，郡国守相仅负责复核，中央通过“举主连坐”（推荐失实则追究推荐者责任）确保公平；其三，中央通过策问环节直接考察被举者能力，如董仲舒即因“贤良对策”被汉武帝赏识。据史载，西汉中期名臣如公孙弘（牧猪出身）、朱买臣（樵夫出身）均通过察举入仕，体现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察举制的演变：从开放到闭合的转折

（一）东汉时期的制度松动：推荐权的集中化

进入东汉后，察举制的执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地方豪族势力因土地兼并、“累世经学”的发展逐渐壮大，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因外戚、宦官专权而弱化，对地方的监管能力下降。这双重因素导致察举制的核心环节——“乡举里选”逐渐虚化。

具体表现为：其一，乡官的评议权被郡国守相剥夺。西汉时，乡啬夫、三老等基层官吏负责收集乡里舆论，形成“乡评”作为推荐依据；东汉时，郡国守相往往绕过基层，直接根据自己的判断或地方豪族的请托推荐人选。史载某郡太守“每至岁终，辄令左右私问乡里豪右，欲举者名”，可见基层评议已沦为形式。其二，“举主连坐”的约束作用减弱。西汉时，若被举者贪腐或无能，推荐者需承担连带责任（如降职、免官）；东汉中后期，由于中央权威下降，连坐制执行松弛，推荐者的风险成本降低，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

（二）选拔标准的偏移：从“德才”到“门第”的转向

制度执行的松动直接导致选拔标准的异化。西汉察举强调“以德取人”，被举者需有“孝行”“廉名”等具体德行记录；东汉中期后，“德”的评价逐渐被“势”取代——“势”既包括家族势力（如累世为官、田连阡陌），也包括舆论影响力（如通过“清议”操控乡评）。

这种转变可从两方面观察：其一，“累世经学”家族的崛起。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一些家族通过世代研习某一经学（如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垄断了“明经”科的推荐。这些家族不仅掌握知识资源，更通过教授弟子形成政治网络，其成员被举为孝廉、茂才的概率远高于普通士人。其二，“阀阅”概念的兴起。“阀”指功绩，“阅”指资历，本为考核官吏的标准；东汉后期，“阀阅”逐渐演变为“门第”的代称，家族的官宦背景成为推荐的隐性门槛。时人评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虽有夸张成分，却反映了察举制已沦为豪族垄断仕途的工具。

三、门阀的形成：察举制异化的必然结果

（一）权力闭环的构建：豪族对察举的全面控制

东汉中后期，地方豪族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