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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与析流：张九龄《曲江集》的多维考论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张九龄，这位唐玄宗开元年间的风云人物，身兼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学家数重身份，在唐代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诗文全集《曲江集》更是一座蕴含丰富文化宝藏的文学丰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张九龄出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享年63岁。他不仅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位贤明宰相，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崇高的人生定位、坚定的处事原则和远大的理想抱负，赢得了“海内士大夫”以及岭南学士们的衷心仰慕与推崇。《曲江集》原名便为《曲江集》，其中诗作有二百余首，尤其在五言古诗和五言律诗的创作上成就斐然，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在五言古诗方面，张九龄不尚华靡，坚决摒弃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以质朴刚健的笔触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为唐代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如《感遇》诗十二首，诗人巧妙地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借对草木等自然物象的描写，委婉蕴藉地表达内心的情志与感慨，深得《诗经》《楚辞》比兴手法的精髓，展现出一种含蓄而深沉的艺术魅力。而在五言律诗创作中，他的作品更显清拔之气，意境开阔，情感真挚，如《望月怀远》中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以其雄浑壮阔的意境和细腻入微的情感，成为千古传诵的经典名句，至今仍被人们广泛传颂与喜爱。《四库提要?曲江集提要》曾赞誉《感遇》诸作“神昧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之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充分肯定了张九龄诗歌的卓越成就和独特价值。

除诗歌外，《曲江集》中还包含大量张九龄代唐玄宗所拟的收书、策书以及疏奏等公文。这些公文虽为官方文书，却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它们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为后人深入了解八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唐朝的历史提供了详实而珍贵的一手资料。《剑桥中国隋唐史》对其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二张的文集使我们能够非常详尽地填补八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历史空白”，足见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张九龄的《曲江集》处于唐代文学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在初唐时期，诗坛虽有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人试图变革诗风，但绮靡诗风仍有一定影响。张九龄接力前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将唐代文学引导至重兴象寄托的正确道路，彻底摆脱了纤巧秾丽的六朝诗风的束缚，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唐代“清淡之派”的先河。王孟李杜等诗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辉煌灿烂，与张九龄在诗坛上的开创之功密不可分。他的诗歌创作理念和风格，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唐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而言，《曲江集》反映了张九龄作为开元名相的政治理念和施政方针，以及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通过集中的公文和诗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唐朝的政治制度、官僚体系、外交关系以及社会民生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为研究唐代政治史、社会史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同时，张九龄在政治上秉持“尚直”“守正”的原则，以直道示人，坚持原则，不惟上，不徇情；恪守正道，为政平允，不偏私，不阿党，这种高尚的品德和政治操守，不仅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研究《曲江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张九龄这位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和文学成就，还原他在唐代历史舞台上的真实形象；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素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唐代文学的研究体系；对唐代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唐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深入理解唐代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实质。

1.2研究现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界对张九龄及其《曲江集》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研究范围涵盖了版本、内容、文学价值、历史影响等多个方面，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版本研究方面，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对《曲江集》均有相关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唐宋二史艺文志俱载有九龄文集二十卷”。20世纪80年代，万曼先生的《唐集叙录》和陈伯海、朱易安先生的《唐诗书录》对《曲江集》版本作出系统整理。2002年，陈建森发表《曲江集版本源流考》，进一步梳理版本脉络。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张九龄诗文全集是明成化九年于韶州府刻梓的《曲江集》，此后又有多个版本流传，如明嘉靖十五年湛若水序、邓一新刻本（湛序本）与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借印南海潘氏藏本（潘藏本）等。学者们通过对不同版本的对比、校勘，试图厘清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但在一些版本的刊刻年代、真伪等问题上仍存在争议，如潘藏本的版本认定就曾引发讨论。

内容研究中，诗歌一直是研究重点。学界从多个角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