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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日报/2025年/12月/17日/第010版

向高向新——收官“十四五”奋进“十五五”暨益阳高质量发展主题特刊

改革赋能激活力轻装快跑启新程

——益阳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综述

益阳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惠江王娜陈浩军苏钢通讯员胡雅娟刘杰兮彭馨瑶

在国家级高新区竞相发展的赛道上,益阳高新区曾深陷“成长的烦恼”。自1991年起步,历经三十年发展,尤其是2011年升级国家级后,园区在版图扩大的同时,也累积了机构臃肿、社会事务繁杂等沉疴。管委会既要抓经济主业,又须包揽民政、教育、环卫等社会管理,双重负担使其发展动能日渐减弱。

2024年,根据省、市战略部署,益阳高新区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决心,正式启动管理体制改革。

这场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没有固定的模式可抄,园区上下秉持“依法依规依程序、公开公平公正”的“三依三公”原则,精准打出社会事务剥离、机构人员精简、国企改革同步、服务机制创新的“组合拳”,一步步破解发展桎梏,最终实现了“瘦身、强能、提质、增效”的改革目标,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跑出了令人瞩目的“高新速度”。

A改革动因:破解桎梏锚定转型方向

益阳高新区的这场深刻变革,并非一时兴起的“冲动之举”,而是基于发展现实、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追溯其发展脉络,1991年,省人民政府以湘府〔1991〕25号文件正式批复设立朝阳经济开发区,为这片土地播下了产业发展的种子;1992年,开发区正式挂牌运作,开启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探索之路;2002年,升格为省级高新区并代管赫山区谢林港镇,管辖范围和职能权限进一步扩大;2011年,成功晋级国家级高新区,跻身全国产业发展的“国家队”,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伴随“版图”的不断扩大和职能的逐步延伸,园区逐渐从一个专注于经济发展的“产业高地”,变成了一个包揽各类社会事务的“全能管家”。从新生儿落户、老年人养老到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等教育管理,再到城市道路清扫、垃圾清运等城市管理,甚至是农田水利、农村环境整治等农业农村事务,171项社会事务如同一张“大网”,将管委会的精力牢牢缠绕,导致核心职能被严重弱化。

这种“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不仅让干部疲于奔命,更直接影响了园区的发展质效。某企业负责人曾回忆,改革前办理一项项目审批手续,需要在园区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还可能因为相关部门兼顾社会事务而出现“无人对接”的情况,一项简单的手续有时要耗时数周。这种低效的服务,不仅让个别意向企业望而却步,也让部分存量企业的发展信心受到影响。

数据是最直观的“体温计”,清晰地反映出园区当时的“病症”。改革前,益阳高新区机关内设机构多达8个,包括办公室、经济合作局、社会事务局等,这些机构之间存在职能重叠、权责交叉的问题,比如项目审批环节,既需要经济合作局审核产业导向,又需要社会事务局出具环保意见,还需要开发建设局确认用地规划,多部门协调耗时费力。事业单位方面,共有5个,涵盖了就业服务中心、教育督导室等,进一步分散了行政资源。

人员冗余问题更为突出。改革前,园区正副科级领导干部达到149名,平均每个内设机构有近

20名领导干部,“官多兵少”的现象十分明显,许多干部陷入“文山会海”,难以深入企业一线解决实际问题。编制总数为695名,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622人,这意味着还有部分编制处于空缺或闲置状态,编制使用效率低下。此外,还有521名编外聘用人员和544名国企职工,全区在职人员总数高达1687人,相当于每平方公里园区土地上就有近10名工作人员,远超同类园区的人员配置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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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庞大的人员队伍直接导致财政负担沉重。据统计,改革前园区每年用于人员工资、福利、办公经费等人力资源成本就超过3亿元,占园区财政支出的近40%,这使得原本可以用于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被大量挤占。更严重的是,干部职工的精力被繁杂的社会事务占据,招商引资、产业培育等核心职能被弱化。2023年,在全省135家省级及以上开发区营商环境评价中,益阳高新区排名靠后,在“政务服务效能”“市场准入便利度”等关键指标上得分偏低,这一结果如同一记“警钟”,让园区上下深刻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成为推动改革全面启动的“催化剂”。

在此背景下,省委、省政府关于园区改革的部署为益阳高新区指明了方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提出“瘦身、强能、提质、增效”的总体要求和“越改越好”的工作目标,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B核心举措:精准施策实现轻装快跑

益阳高新区坚持问题导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