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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理论、困境与突破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社会，行政管理模式不断创新与发展，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逐渐在公共事务领域广泛应用。传统的行政管理多依赖于行政命令、行政处罚等强制性手段，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引发行政相对人的抵触情绪，不利于行政管理目标的有效实现。而行政合同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行政管理的单一模式，它融合了行政性与合同性的双重属性，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协商合意，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为行政管理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效率。

行政合同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国有土地出让等众多领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政府常常与企业签订合同，由企业负责建设并在一定期限内运营，期满后移交政府，这既能解决政府资金短缺和建设运营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又为企业提供了商业机会，实现了双方共赢；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签订养老服务合同，让专业的社会组织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然而，随着行政合同的大量应用，行政合同纠纷也日益增多。由于行政合同兼具行政性与合同性，其纠纷的产生原因和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在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行政主体可能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这无疑会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相对人也可能因自身利益诉求未能得到满足或经营不善等原因，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合同义务，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些纠纷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不仅会损害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降低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此背景下，构建完善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是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关键保障，它为合同当事人提供了合法的救济途径，使其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通过这一制度，能够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优益权，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同时，也有助于维护行政合同的法律效力和稳定性，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升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因此，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在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将行政合同纠纷纳入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依据公法原则进行审理。法国行政法强调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特权地位，但同时也注重通过一系列规则来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合同纠纷解决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判例法体系，为行政合同纠纷的处理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德国则以行政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行政合同制度，在行政合同救济方面，相对人既可以通过行政复议，也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其行政法院在审理行政合同案件时，会综合运用公法和私法的规则，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

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明确的行政合同概念，但存在类似的政府合同制度。美国的政府合同纠纷主要通过合同申诉委员会和联邦索赔法院解决，其注重合同双方的平等地位和契约自由原则，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更倾向于适用普通法的规则，但同时也会考虑政府合同的特殊性，对政府的行政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英国在处理政府合同纠纷时，主要依据普通法和衡平法，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会综合考量合同条款、双方的意图以及公共政策等因素。

国内学者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基础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的主张借鉴大陆法系的公法理论，有的则倾向于吸收英美法系的契约理论，还有的提出应结合我国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合同救济理论体系。在救济途径方面，学界主要围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协商调解等方式展开讨论。对于行政复议，有学者认为行政合同纠纷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通过行政复议能够发挥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及时解决纠纷；对于行政诉讼，学者们就行政合同案件的诉讼主体、举证责任、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协商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认为其能够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快速、灵活地解决纠纷，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

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国内外关于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体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理论和实践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运行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救济途径之间的衔接不畅、法律适用不统一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制度设计加以解决。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行政合同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变化，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