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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提示义务案例

引言

保险合同作为典型的格式合同，其免责条款因直接关系投保人权益减损，一直是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关注的核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负有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未履行该义务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平衡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防止保险人利用格式条款不当免除责任。然而，实践中“提示义务”的履行标准、举证责任分配及法律后果认定常引发争议。本文通过梳理典型案例，结合法律规定与司法裁判逻辑，深入探讨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实践难题与解决路径。

一、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法律基础与核心要义

（一）法律规范的体系化要求

我国《保险法》第17条明确将“提示义务”与“明确说明义务”作为免责条款生效的双重前提。其中，“提示义务”要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对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则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二者虽为递进关系，但提示义务是明确说明义务的基础——若保险人未履行提示义务，即使后续进行了说明，免责条款仍可能被认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2020）。

学者王某某（2020）指出，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具有“权利减损”属性，投保人作为非专业主体，难以主动识别此类条款的法律意义。因此，法律通过课以保险人提示义务，强制其将免责条款“凸显”于合同文本中，本质上是对格式条款提供方的“信息披露义务”强化，以弥补双方缔约地位的实质不平等。

（二）提示义务的“形式+实质”双重标准

司法实践中，提示义务的履行需同时满足形式与实质要求。形式要求指提示方式需“足以引起注意”，常见形式包括加粗、加黑、字体颜色变化、单独列示等；实质要求则指提示需针对具体免责条款，而非笼统提示“请仔细阅读全部条款”（最高人民法院，2019）。例如，某法院在（2018）沪民终xxx号判决中指出，保险人仅在合同首页标注“免责条款详见第X页”，但未对具体条款进行任何标识，属于形式提示不充分，因此免责条款无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

此外，提示义务的履行时点需在合同订立前或订立时。若保险人在投保人签字后才补充提示，或通过保险单送达后的“回执”要求投保人确认，均可能被认定为未履行提示义务（李某某，2021）。

二、典型案例中的提示义务认定逻辑

（一）案例一：形式提示不充分，免责条款无效

2017年，张某为其车辆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第15条约定“驾驶证过期发生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与其他普通条款使用相同字体、字号，未作任何标识。次年，张某因驾驶证过期发生交通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被拒，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保险合同包含免责条款，但该条款与其他条款在排版、字体上无区别，无法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标准。保险人未履行法定提示义务，因此第15条不产生效力，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张某车辆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

本案焦点在于提示义务的形式标准。法院援引《保险法》第17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提示需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作出”的规定，认定保险人未通过外在形式将免责条款与其他条款区分，故提示义务未履行（最高人民法院，2013）。

（二）案例二：提示方式符合形式要求，但未结合投保人认知水平

2019年，李某为其父亲投保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中“遗传性疾病免责条款”以加粗字体标注，并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载明“本人已阅读并理解所有免责条款”，李某签字确认。后李某父亲因遗传性疾病住院，保险公司以免责条款为由拒赔。

法院经审理发现，李某文化程度较低，仅初中毕业，而“遗传性疾病”作为专业医学术语，其含义超出普通人认知范围。尽管保险人对条款进行了加粗提示，但未以通俗语言解释“遗传性疾病”的定义及范围，导致李某未能真正理解免责条款内容。最终，法院认定保险人虽履行了形式提示义务，但未达到“明确说明”的实质要求，免责条款无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

本案揭示了提示义务与明确说明义务的关联：提示义务是“引起注意”，明确说明义务是“确保理解”。若投保人因认知能力限制，即使注意到免责条款也无法理解其含义，保险人仍需进一步说明（王某某，2020）。

（三）案例三：电子投保中的提示义务认定难题

随着互联网保险普及，电子投保场景下提示义务的履行标准更趋复杂。2020年，王某通过某保险平台投保旅行意外险，投保流程为：点击“阅读条款”链接→跳转至条款页面（免责条款以加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