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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合同公益性质限制

引言

赠与合同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常见的财产流转形式，以“无偿性”和“单务性”为典型特征。然而，当赠与标的与教育、医疗、扶贫、救灾等社会公共利益紧密关联时，其性质便从单纯的私人财产处分行为，演变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活动。法律对这类“公益性质赠与合同”的特殊规制，既是对公共利益的倾斜保护，也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强化落实。本文将围绕公益性质对赠与合同的限制展开探讨，从概念界定、限制表现、法理基础到实践完善，层层递进揭示其制度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公益性质赠与合同的基本界定

要理解“公益性质限制”，首先需明确“公益性质赠与合同”的内涵与外延。这类合同并非简单标注“公益”二字即可成立，而是需满足特定构成要件，与普通赠与形成显著区分。

（一）公益性质的核心认定标准

公益性质的认定需从目的、对象、效果三个维度综合判断：

其一，目的公益性。赠与行为的根本目的须指向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非满足个人或特定小群体的需求。例如，为某乡村小学捐赠图书的行为，其目的是提升当地教育水平，惠及全体学生；而向亲友个人赠送医疗费用的行为，即使客观上有帮助效果，也因目的指向特定个体，不构成公益性质。

其二，受益对象不特定性。受赠主体或最终受益人需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如向红十字会捐赠救灾物资，其受益对象是因自然灾害受困的不确定群体；而向某企业设立的员工帮扶基金捐赠，则因受益范围限于企业内部员工，不满足“不特定”要求。

其三，社会公共利益关联性。赠与行为需与社会公共事业直接相关，涵盖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例如，为社区养老院捐赠康复设备，直接服务于老年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公共需求；而个人之间的艺术品赠与，即使具有文化价值，也因未直接服务公共事业，难以被认定为公益性质。

（二）与普通赠与合同的关键区分

普通赠与合同以“私人自治”为核心，强调赠与人的自由意志；而公益性质赠与合同则因涉及公共利益，法律对其干预程度显著加深。二者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任意撤销权的限制程度不同。普通赠与中，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前可自由撤销（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除外）；但公益赠与中，赠与人的撤销权被严格限制，即使财产未转移，也需履行赠与义务。

二是法律关注的利益重心不同。普通赠与主要保护赠与人的财产处分自由；公益赠与则更侧重维护受赠方基于赠与承诺产生的信赖利益，以及由此延伸的社会公共利益。

三是责任承担的严格性不同。普通赠与中，赠与人仅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赠与财产损毁承担责任；而公益赠与中，法律对赠与人的注意义务要求更高，瑕疵担保责任、履行不能的赔偿责任等均更严格。

二、公益性质对赠与合同的限制表现

公益性质的“限制”并非否定赠与人的合法权益，而是通过约束其部分自由，实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这种限制具体体现在合同效力、权利行使、责任承担等多个环节。

（一）任意撤销权的法定排除

任意撤销权是普通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特权”，其存在旨在平衡赠与的无偿性与赠与人的财产自由。但在公益赠与中，这一特权被法律明确排除。例如，当赠与人公开承诺向某贫困地区捐赠教学楼后，即使尚未实际支付款项，也不能以“改变主意”“经济紧张”等为由随意撤销赠与。这一限制的背后，是对公益事业稳定性的维护——受赠方可能已基于赠与承诺启动项目招标、采购建材、规划施工，若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将导致项目停滞、资源浪费，甚至损害受赠群体的实际利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排除并非绝对。法律仅排除“任意”撤销权，若存在法定撤销情形（如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仍可依法撤销。但相较于普通赠与，公益赠与的法定撤销条件更为严格，司法实践中对“严重侵害”“不履行义务”的认定标准也更审慎，以避免赠与人滥用撤销权损害公益。

（二）履行请求权的强制保障

在普通赠与中，若赠与人未履行赠与义务，受赠人通常仅能主张道德层面的谴责，难以通过法律强制其履行（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除外）。但公益赠与中，受赠人或相关公益机构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赠与人实际履行。例如，某企业在慈善晚会上公开承诺捐赠500万元用于建设乡村医院，事后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拒绝支付，受赠的慈善组织可通过诉讼程序，请求法院强制该企业履行付款义务。

这种强制保障的合理性在于，公益赠与的承诺往往具有“社会公示性”——赠与人通过公开场合、媒体报道等方式作出意思表示，社会公众对其履行已产生合理期待。若允许赠与人随意违约，不仅损害受赠方利益，更会降低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任度，影响公益活动的可持续性。

（三）瑕疵担保责任的加重配置

普通赠与中，赠与人原则上不承担赠与财产的瑕疵担保责任，仅在故意不告知瑕疵或保证无瑕疵时，才对受赠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公益赠与中，法律对赠与人的注意义务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