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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工作时间”的“合理延伸”界定

引言

工伤认定作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受伤职工的经济补偿与社会权益。其中，“工作时间”的界定是核心要件之一。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时间”通常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固定工时或法定标准工时，但随着劳动形态的多元化（如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跨区域出差等），以及劳动者为完成工作任务而产生的预备性、收尾性活动增多，司法实践中对“工作时间”的认定已突破狭义范畴，转向“合理延伸”的广义解释。这种延伸既体现了对劳动者权益的倾斜保护，也对法律适用的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将围绕“合理延伸”的理论基础、典型情形、认定标准及实践完善展开探讨，以期为工伤认定的规范化提供参考。

一、工伤“工作时间”与“合理延伸”的理论基础

（一）“工作时间”的法定内涵与立法目的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国务院，2021）。这里的“工作时间”首先指向用人单位规定的日常上下班时间，包括加班时间，其本质是劳动者基于劳动关系，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时间边界。立法目的在于通过明确时间要素，将工伤风险限定在与工作直接相关的时段内，平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权益。

然而，随着劳动法理论的发展，“工作时间”的内涵逐渐从“物理时间”转向“功能时间”。学者王全兴指出，工伤保险的核心是“风险关联性”，即伤害是否因工作原因引发，而非严格的时间界限（王全兴，2019）。这一理论为“合理延伸”提供了支撑——只要劳动者的活动与工作存在密切关联，即使超出常规工作时间，仍应被纳入保护范围。

（二）“合理延伸”的法理依据与价值取向

“合理延伸”的法理基础源于劳动法的“倾斜保护原则”。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且工伤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若严格限定“工作时间”，可能导致劳动者因预备、收尾等必要活动受伤后无法获得补偿，违背工伤保险的社会保障属性。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职工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作时间”的延伸（最高人民法院，2014），这一规定从司法解释层面确认了延伸的合法性。

从价值取向看，“合理延伸”体现了对“工作整体性”的尊重。劳动者为完成工作任务，往往需要在固定工时外进行必要准备（如提前到岗领取工具）或后续整理（如下班后清理工作现场），这些活动是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风险应由用人单位承担。正如学者林嘉所言：“工作时间的延伸实质是对‘工作原因’的扩展解释，目的是将与工作密切相关的风险全面覆盖（林嘉，2018）。”

二、工伤“工作时间”“合理延伸”的典型情形

（一）预备性与收尾性工作时间的延伸

预备性工作时间指劳动者在常规上班前，为开展工作而进行的准备活动时间，如设备检查、工具领取、着装准备等；收尾性工作时间则指下班后为完成工作进行的清理、交接、归置等活动时间。这类延伸的关键在于“与工作直接相关”。例如，某工厂工人每日提前15分钟到岗检查机器，某日因机器故障导致手部受伤，人社部门最终认定为工伤，理由是检查机器属于“为完成工作的必要准备”（某市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书，2020）。

司法实践中，判断预备性/收尾性工作需满足两个要件：一是活动的“必要性”，即该行为是完成本职工作的基本前提；二是活动的“从属性”，即行为受用人单位制度或惯例约束。例如，厨师下班后清洗厨具、教师课后整理教案等，均因符合上述要件被纳入延伸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40号，2014）。

（二）上下班途中的时间延伸

上下班途中的时间延伸是实践中争议较多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国务院，2021）。这里的“上下班途中”本质上是“工作时间”向通勤时段的延伸，其合理性在于：通勤是劳动者履行劳动义务的必要前提，且通勤风险与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直接相关（如加班导致下班时间延迟）。

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上下班途中”包括“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合理时间”不仅指常规通勤时间，还包括因合理事由（如接送子女、临时采购生活必需品）导致的时间延长；“合理路线”则涵盖直达路线、顺路路线及因交通管制等客观原因的绕行路线（最高人民法院，2014）。例如，某员工下班后顺路到超市购买次日工作所需的办公用品，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责的交通事故，法院认定其属于“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应认定为工伤（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21）。

（三）出差期间的时间延伸

出差是劳动者因工作需要离开固定工作场所的特殊劳动形态，其“工作时间”的延伸更为复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