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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收烟酒违反纪律检讨书

2023年9月15日晚，我在位于XX小区家中，收受了XX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张某送来的两条软中华香烟（价值约1800元）和一瓶53度飞天茅台酒（价值约2800元）。当时张某以“中秋节点感谢关照”为由，将装有烟酒的黑色塑料袋放在玄关处，我虽口头推脱“这不符合规定”，但在其“就当是朋友间走动”的劝说下，最终未坚持拒绝，默许了物品留存。次日上午，我将烟酒放置于家中书房储物柜，直至10月8日单位开展纪律自查时，才因内心不安主动向纪检组报备此事。

一、对错误事实的深刻复盘

此次收礼行为并非偶然，而是我长期纪律意识松懈的集中爆发。回顾整个过程，每个环节都暴露了严重的思想偏差：

其一，对“亲清关系”的认知错位。张某是我分管的XX市政项目施工方负责人，项目自2023年3月启动以来，我负责工程进度协调与质量监督。8月中旬，张某曾以“项目推进顺利想请吃饭”为由邀约，我当时以“工作期间不聚餐”为由婉拒，但内心已对其“热情”产生松懈。9月14日，张某在微信中提及“明天到附近办事，顺道带点家乡特产”，我回复“别麻烦”时，潜意识里已预设了“特产”是普通食品，未明确警示“任何礼品都不能收”。这种对“可能越界”的模糊处理，为次日收礼埋下伏笔。

其二，对“小错”的侥幸心理作祟。收受烟酒当天，我反复安慰自己“不是现金，价值不算高”“张某平时挺规矩，不会以此谋私”“就当是节日问候，没人会知道”。这种“打擦边球”的心态，本质是将纪律要求“弹性化”。我错误地认为，只要不涉及大额现金、不直接影响决策，收点烟酒是“人之常情”，却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即属违纪，不论金额大小。

其三，对“身份职责”的认知弱化。作为党员干部、科室负责人，我本应是纪律的执行者和示范者，但在此次事件中，我将“管理服务对象”错误等同于“私人朋友”。张某送烟酒时说“张科长平时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这点心意真不算什么”，我听到“张科长”的称呼时，没有警醒这是基于岗位职责的“感谢”，反而产生“被认可”的满足感。这种角色混淆，让我从“监督者”沦为“被围猎者”。

二、错误根源的深度剖析

此次违纪行为，表面看是一次“收礼”的具体事件，实则是理想信念、纪律意识、党性修养长期不足的综合反映。

第一，理论学习流于形式，政治站位严重缺失。近一年来，我虽参加了单位组织的党纪学习、廉政讲座，但多是“人到心不到”。比如，在学习《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时，我仅关注“重大违纪”的案例，对“收受礼品”的条款一带而过；在观看《零容忍》警示教育片时，看到“大老虎”的案例会感慨“离自己很远”，却从未将“小苍蝇”的堕落轨迹与自身行为对照。这种“选择性学习”导致我对纪律红线的认知停留在“大概知道”，而非“深刻敬畏”。今年7月，科室组织“廉洁齐家”主题研讨，我发言时提到“要守住家庭防线”，但转头就将张某的烟酒带回家，把“防线”变成了“收纳箱”。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暴露出我政治理论学习的功利性——为完成任务而学，而非为修正行为而学。

第二，特权思想悄然滋生，宗旨意识逐渐淡化。参加工作15年来，我从基层科员成长为科室负责人，随着岗位变化，我开始习惯“被需要”的感觉。项目推进中，张某多次在例会上强调“张科长协调问题又快又准”，我内心逐渐将这种认可归结为“个人能力”，而非“岗位赋予的职责”。这种心态的变化，让我在面对管理服务对象时，不再警惕“糖衣炮弹”，反而默认“适当的感谢”是对能力的肯定。9月上旬，我妻子曾提醒“张某总联系你，会不会有什么目的”，我当时回应“人家就是单纯感谢”，这种盲目自信，本质是将“公权”视为“私权”，把“服务”当成“恩赐”，彻底背离了“权为民所用”的根本要求。

第三，自我要求一降再降，纪律底线层层失守。刚参加工作时，我曾拒绝过管理对象送的两盒茶叶，当时的想法是“不能开坏头”。但随着工作年限增长，我对“小恩小惠”的容忍度逐渐提高：先是接受过节日短信祝福，后来是一箱水果、一盒月饼，再到现在的烟酒。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反映出我对“量变引发质变”的漠视。今年5月，同事老李因收受管理对象两条香烟被通报批评，我当时还觉得“不至于这么严”，私下认为“组织处理过重”。这种错误认知，让我在面对类似情况时，不仅没有引以为戒，反而觉得“别人能做，我也可以”。纪律底线的松动，最终导致我从“拒绝小礼”滑向“收受烟酒”，一步步沦为纪律的破坏者。

三、错误危害的全面认知

此次违纪行为，看似是个人“小节”，实则对组织、对家庭、对自身都造成了不可忽视的伤害。

对组织而言，严重损害了单位的公信力和纪律严肃性。我所在的科室承担着民生项目监管职责，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源于每一名干部的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