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中子》为镜:探寻《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得失与词汇学价值.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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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02-16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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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中子》为镜:探寻《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得失与词汇学价值.docx

以《文中子》为镜:探寻《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得失与词汇学价值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文中子》,又名《中说》《文中子中说》,是隋朝思想家王通的重要著作,由其门人、子弟汇集其言行以及讲学问答内容编纂而成。王通作为隋代大儒,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着关键地位,是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人物,其思想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由于《隋书》对王通只字未提,且《中说》体例及行文风格模仿《论语》痕迹明显,自唐以来,历代思想家对该书及王通本人的评价褒贬不一,相关研究也相对薄弱,尤其在语言、词汇方面缺乏系统研究。

《汉语大词典》则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的汉语语词词典,在收词、释义、书证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它“古今兼收,源流并重”,试图涵盖古往今来汉语词汇的丰富内容,为汉语研究和学习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然而,由于其词目浩繁、书证所涉及的文献十分广泛,再加上编纂时代等因素的局限,难免存在一些错漏之处。

从《文中子》的角度来审视《汉语大词典》,能够为汉语词汇研究开拓新的视角。一方面,通过对《文中子》词汇的深入挖掘,可以补充汉语词汇史在特定时期的研究,丰富对隋代及唐初词汇面貌的认识;另一方面,以《文中子》为参照,全面检验《汉语大词典》收录相关词语的情况,能够发现并纠正该词典在处理《文中子》词语时存在的漏收词目、释义不全、书证偏晚等问题,进而完善《汉语大词典》,为汉语辞书编纂提供更多的依据和思路,提高辞书质量,更好地服务于汉语研究与教学等领域。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文中子》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自唐以来学者们就颇为重视。王通在儒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他以独特的学术形式在隋末产生影响,中晚唐时期推动了儒家子学的复兴,宋明理学诸儒的经学特点也多源自王通之学。宋代学者高似孙在《子略》中给予王通突出地位,当今学者霍松林称“王通是孟子以后最大的一位儒者”。然而,由于《隋书》未提及王通,导致对《文中子》及王通本人的研究疑信参半。近人研究哲学思想时,存在完全怀疑而一字不录的情况,如周谷成《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也有虽相信但论述简略、缺乏论证的,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目前,学术界虽基本承认王通与其《中说》,但在语言、词汇方面的系统研究尚属薄弱。

对于《汉语大词典》,作为当前权威性极高的汉语语词词典,其在收词、释义、书证等方面的成就备受关注。众多学者对其特点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肯定了它在汉语辞书编纂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它能从历时和共时角度观察词语变化,形成有价值的信息库,对语文研究、文史探考以及文化接触研究都意义重大。但也有研究指出,由于其编纂工程浩大、涉及文献广泛,存在一些不足,如在某些词语的收录、释义准确性以及书证选取等方面存在改进空间。

然而,从《文中子》研究《汉语大词典》这一角度的成果较少。已有的研究多是单独针对《文中子》的思想、历史地位或者《汉语大词典》的整体特点进行分析,缺乏将二者紧密结合,以《文中子》为依据对《汉语大词典》进行全面细致检验的研究。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从《文中子》的词汇出发,系统地考察《汉语大词典》在相关词语处理上的情况,凸显研究的创新性和独特价值。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通过广泛查阅《文中子》的各种版本以及相关的研究资料,深入了解《文中子》的词汇特点和语言现象。同时,全面收集《汉语大词典》的相关信息,包括其编纂理念、收词原则、释义方法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将《文中子》中的词汇与《汉语大词典》的收录情况进行逐一对比,分析《汉语大词典》在处理《文中子》词语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研究视角的创新,首次从《文中子》这一特定文献出发,全面检验《汉语大词典》,弥补了以往研究多单独聚焦于某一部作品的不足,为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研究内容上,通过对《文中子》词汇的系统梳理,补充《汉语大词典》的疏漏,如漏收词目、失收义项、书证偏晚等问题,能够丰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完善《汉语大词典》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文中子》与《汉语大词典》概述

2.1《文中子》简介

2.1.1作者王通生平及思想

王通生于公元584年,卒于617年,字仲淹,隋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人,是隋代大儒、思想家与教育家,其孙王勃为初唐四杰之一。王通出身儒学世家,自幼勤奋好学,15岁便学业有成,对《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研习精深。仁寿四年(604年),20岁的王通前往长安,向隋文帝献上“太平十二策”,主张推行尊王道、推霸略之术,虽获隋文帝赏识,却因“公卿不悦”未被采纳,仅担任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等职,不久后便弃官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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