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163号令“承诺制”如何落地实施？.docVIP

“解锁”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告知承诺”现场“后核查”

作者：谭晓东（原163号令主编）

编者按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作为行政许可最新“政态”，其内在蕴含过往的风景，和未来许可发展的方向。而“告知承诺”7个工作日发出证书，如何开展“后核查”？无疑成了2021“辛丑牛年”开工伊始，多方看着“好”，要得“急”，捧着“烫”，下嘴“难”，心里“慌”的“宝”。“解锁”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告知承诺”现场“后核查”，登上2021制度改革热搜关键词“前三名”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一、“告知承诺”后核查，在实践中发现的全新问题

某国检中心“告知承诺”后核查，开展“先证后核”实践

标研有关专家在“子鼠”遇“丑牛”新春来临之前，作为“告知承诺”许可后核查“现场+远程”审核组成员，对国内检验检测最高级别资质的某国家质检中心实施“告知承诺”现场后核查。在现场实施过程中发现“告知承诺”与以往“一般程序评审”存在着明显差异，如：对告知承诺后核查与一般程序评审程序如何区别，后核查“现场+远程”重点复核内容如何把握，《核查报告》和《评审报告》编写差异关键点又如何，以及实施过程中如何应用好“资质认定评审依据”之外的法律要素，在新的“资质认定评审依据”尚未出台前如何开具“核查缺陷项”；同时，“后核查现场+远程”综合方式与机构“告知承诺内容失实、失信”现场记录，如何兼顾市场监管总局新近发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涉及检验检测认证领域有关内容等一系列实践过程中的全新问题和思考，时刻冲击和拷问着新旧“审核”与“评审”两个体系。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反复告诉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观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举措，才是最接近解决问题路径。全新的“告知承诺”资质许可制度，在2021年1月1日全面实施之后，诸多新问题等待“解锁”。

二、“告知承诺”成效，需强化后监管多方共治

某国检中心“告知承诺”后核查现场复核

“告知承诺”，最初是《合同法》（现已并入《民法典》）某法条中提到的履约能力表达方式。将商事法有关内容引入到行政许可中，这其中的变化远不是传统行政许可思维和模式可以解读的，更不是简单的将原有资质认定（CMA）评价依据单纯调换顺序或删繁就简可以达到预期的。因此，如何有效实施“告知承诺”，最大限度发挥其商事法内在属性作用，将检验检测机构以能力附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构重塑以参数标准为支撑点的“人机料法环”五要素体系构建，将成为研究和实施的关键点和转变方向。

某国家质检中心“告知承诺”后核查“现场+远程”复核

实施通过此次后核查“现场+远程”实践，更加清楚的领会到“告知承诺”的先证后核，将原有评审前置，行政机关大包大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能力，政府深度介入背书机构能力的行政许可行为，向检验检测机构自建、自查、自评、自纠，作为承担市场责任第一主体方向过度是其最大特点。这在大幅降低政府许可成本和后处置风险、提升行政许可效率、降低市场主体获证投入等方面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前端许可通过“告知承诺”大幅度“放”开，带来“一放就乱”的隐患将成为大概率事件。这也是面对“告知承诺”喜忧参半的客观原因，而这个问题通过后核查实施“现场+远程”审核不能完全杜绝。因此，对于“告知承诺”获证机构现场后核查成效持续性，必须结合运行失信惩戒机制实施分类监管；结合检验检测行为主观恶意造假、客观过失等行为，优先适用《民法典》商事法体系予以法治惩戒；强化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直报系统填报和审核数据质量，构建“检验检测机构信用档案”跟踪机制、曝光机制、舆论监督机制等提升失信成本。所以，“告知承诺”全新模式的成效，不是单纯“现场+远程”后核查可以实现的，必须结合后监管多方共治机制体制创新，甚至是制定地方检验检测法规（如“上海地方立法模式”）予以强化检验检测机构“告知承诺”合规性和持续有效性。

三、不忘来路看“告知”，无惧未来探“承诺”

《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上位法根基

“告知承诺”源于《合同法》，现过度到行政许可范畴。在1985年上位《计量法》授权下，将计量认证许了检验检测已达36年，似乎垫稳了检验检测许可的法治根基；在春秋战国般的资质纷争年代，以2003年《认证认可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资质认定（CMA）孕育而生（2005年），以计量认证、审查认可、授权和验收四类混编模式，把行政、事业、市场、系统内、体制外检验检测机构进行了多维度划分、整合和资质定义，形成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芬芳四季；时间来到2019年至今，检验检测机构行政许可，在第一波“放管服”的行政体制改革下，瘦身了“资质认定”回归到“计量认证”；在第二波“商事制度”改革浪潮下，定义了检验检测机构行政许可未来趋势“三步曲”，远程评审、告知承诺、在线审批，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20〕29号文”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