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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行在所临安府行政管理制度研究

一、临安府的历史沿革与特殊政治定位

（一）从州治到行在所的升格历程

临安府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当时其名为杭州，属两浙路，为路治所在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杭州在纺织、印刷、酿酒、造纸等行业取得了显著发展，对外贸易也不断拓展。大观元年（1107年），杭州升为帅府，管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已然成为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爆发，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赵构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难逃至杭州。杭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被赵构看中，于是升杭州为临安府，寓意“临时安顿”，此时的临安府已具备作为临时都城的初步条件。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朝廷正式将临安府定为“行在所”。所谓“行在所”，即天子所在之地，虽名义上仍保留东京开封府为京师，但实际上临安府已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后，南宋朝廷在临安府不断进行城市建设和行政机构的完善，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座繁华的都城。

（二）与北宋东京开封府的制度差异

临安府虽为南宋实际都城，但在制度上与北宋东京开封府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深刻体现了南宋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

在官职设置方面，临安府的官职设置降格于开封府，仍带有州郡府治的印记。开封知府必带“权”字，以判官、推官为佐贰；而临安知府正称“知”，且临安府还设有通判，通判、司理院本为州郡官，北宋京师开封府皆不设置，临安府却予以保留。开封府不设左、右司理院，而设左、右军巡院；临安府则设左、右司理院，却不置左、右军巡院。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的州格，称之为录事参军。这些官职设置上的不同，反映了临安府在继承州郡官制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行在所”的特殊地位进行的变通。

在城市管理方面，北宋东京开封府作为正式的京师，有着严格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制度。开封府的城市布局规整，功能分区明确，皇宫、官署、居民区、商业区等界限分明。而临安府由于是由州城升格而来，且在建设过程中受到地理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城市布局相对较为灵活，朝廷衙署往往是在城内见缝插针地安置，与市民生活区杂处。这种布局方式虽然打破了传统都城礼仪建制的规格与布局，但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繁荣。

在行政地位方面，临安府始终未获得“京师”的正式名分，南宋朝廷为了表示“恢复之志”，坚持以临安府为“行在所”。这一特殊的行政定位使得临安府在行政制度上既具有京府的某些规格，又保留了州郡的一些特点，形成了独特的“行在”体制下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朝廷在政治上的妥协与无奈，同时也体现了南宋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局势对行政制度的深刻影响。

二、临安府高层行政官制：架构与职能

（一）核心决策层：主官与佐贰

临安府作为南宋的“行在所”，其核心决策层的主官与佐贰在行政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的设置与职能充分体现了南宋时期的政治治理理念。

临安府的主官为知府，其秩级为三品，这一秩级相当于尚书省各部的侍郎，显示出知府地位的尊崇。知府肩负着“掌畿甸之事，籍其户口，均其赋役，颁其禁令”的重任，其职责范围广泛，涵盖了民政、财政、治安等多个方面。在民政方面，知府需详细登记临安府的户口信息，以便合理分配赋役，确保百姓负担公平。在财政上，要统筹赋税征收，保障府库收入，为都城的各项建设和事务运转提供经济支持。治安方面，知府负责颁布各种禁令，维护都城的社会秩序，确保都城的稳定。此外，知府还兼具行政决策与监察权，有权对临安府的行政事务做出决策，并对下属官吏进行监察，确保政令的有效执行。知府是联结中央与地方的关键枢纽，既要执行中央朝廷的政策指令，又要根据临安府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使地方事务得以顺利开展。

通判是知府的副职，临安府设通判二人。通判的职责是协助知府处理“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在行政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辅助角色。但通判的职能并非仅仅是辅助知府，其还具有监督职能，有权对知府的行为进行监督，这一设计体现了宋代“以文抑武”“分权制衡”的治理原则。通判的存在，使得地方权力不至于过度集中在知府一人手中，有效防止了权力滥用。在处理政务时，通判与知府相互协作，共同推动临安府的治理工作。例如，在税收征收方面，通判需监督征收过程，防止官员贪污舞弊，确保税款足额上缴；在司法审判中，通判参与案件的审理，对知府的判决进行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通判与知府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得临安府的行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行政执行更加规范有序。

（二）属官体系：专业分工与制衡

临安府的属官体系涵盖了多个领域，各属官之间有着明确的专业分工，同时又相互制衡，共同保障临安府行政事务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