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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决议“软法”向习惯国际法转化障碍——基于2024年海洋塑料、AI伦理决议后续实践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联合国大会决议作为国际法渊源中的“软法”，在向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习惯国际法转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机制性与实践性障碍。研究选取二〇二四年通过的关于终结海洋塑料污染及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两项标志性决议作为分析样本，通过考察决议通过后的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揭示了“软法”硬化过程中的断裂带。研究发现，尽管这两项决议在通过时获得了广泛的外交支持，但在随后的国内转化与国家间互动中，呈现出明显的执行赤字与解释分歧。这种“表决一致”与“实践背离”的二律背反现象，深刻折射出当前国际立法进程中政治意愿与法律义务之间的张力。本文认为，国家主权利益的刚性、技术标准的非中立性以及国际造法机制的碎片化，共同构成了阻碍联大决议转化为习惯国际法的三重壁垒。研究这两项决议的后续实践，不仅有助于厘清软法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的真实效力边界，也为未来完善全球公域治理的法律框架提供了学理支撑与实践镜鉴。

关键词

联合国大会决议；软法；习惯国际法；海洋塑料污染；人工智能伦理

一、引言

在当代国际法体系的演进图景中，联合国大会决议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载体，其地位与效力始终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作为国际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协商机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形式上通常被视为不具法律拘束力的“软法”文件，但其在确立国际行为准则、凝聚全球共识以及推动国际习惯法形成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特别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如环境危机与新兴技术治理时，传统的条约缔结程序往往因耗时漫长、谈判艰难而滞后于现实需求，联大决议因而成为填补规则真空、引领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先导。然而，从“软法”迈向“硬法”的道路并非坦途，其间充满了法理上的不确定性与政治上的博弈。

二〇二四年是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在这一年见证了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大决议的诞生：一是旨在全面解决海洋塑料污染危机的决议，二是关于人工智能安全、可靠与伦理治理的决议。这两项决议不仅回应了人类社会对于生态安全与技术伦理的迫切关切，更试图通过设立全球性的行为框架来约束国家行为。然而，决议的通过仅仅是法律生命周期的起点，其能否最终转化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习惯国际法，取决于随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与法律确信。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聚焦二〇二四年这两项特定决议在随后两年的实施情况，深入剖析软法硬化过程中的实际困境。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软法的一般理论探讨或单一领域的法律分析，鲜有将环境治理与技术治理置于同一框架下，对比分析不同议题属性对习惯法形成的影响。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提出核心研究问题：在涉及重大利益分配与技术主导权的领域，联合国大会决议所体现的“规范性共识”为何难以转化为统一的“国家实践”？这种转化障碍的根源究竟在于法律机制的先天不足，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制约？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通过文献综述系统梳理软法向习惯国际法转化的理论脉络；其次，阐述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再次，深入剖析二〇二四年海洋塑料与人工智能伦理决议的后续实践，对比分析其中的共性与差异；最后，总结研究发现，探讨克服转化障碍的可能路径，并对未来国际造法趋势进行展望。

二、文献综述

关于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法律效力及其在习惯国际法形成中的作用，国际法学界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早期的实证主义法学派严格恪守《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倾向于否认联大决议的法律拘束力，将其仅仅视为一种政治建议或道德宣示。然而，随着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联大决议的“造法性”功能。

在关于“软法”性质的讨论中，主流观点认为软法是指那些在形式上不具条约拘束力，但通过设定行为标准、原则或指南，对国际法主体产生实际影响的规范性文件。有学者指出，软法具有“前法律”的特征，它是通向硬法的过渡形态，能够降低国家间的缔约成本，为最终形成法律规则提供试验田。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联大决议被视为习惯国际法形成的“催化剂”或“证据”。具体而言，一方面，决议的通过本身可能构成国家实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决议所表达的法律原则若被各国广泛接受并遵循，则可能凝结为法律确信。

针对软法向习惯国际法转化的机制，学术界存在着“渐进形成说”与“瞬间习惯法说”的争论。传统理论坚持认为，习惯国际法的形成需要经历长期的、通行的实践以及法律确信的积淀，这一过程通常是缓慢且渐进的。然而，以郑斌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瞬间习惯法”理论，认为在太空法等新兴领域，联大决议所体现的强烈一致意愿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确立习惯法规则，无需漫长的时间积累。这一理论为解释环境与技术领域的快速造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反对者认为过分强调“言辞”而忽视“行动”，会导致习惯法的泛化与贬值。

聚焦于海洋环境与人工智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