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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抚养权归属（子女意愿）典型案例

引言

在离婚纠纷中，子女抚养权归属始终是核心争议点之一。随着“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中的深化，子女意愿逐渐从“参考因素”转变为“关键考量”。尤其是民法典施行后，法律明确将8周岁以上子女的真实意愿作为判决抚养权的重要依据（王利明，2020）。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主体性的尊重，更推动司法实践从“父母权利主导”向“子女利益中心”转型。本文通过梳理法律演进脉络、分析典型案例、探讨实践难点，揭示子女意愿在抚养权归属中的实际影响与价值导向。

一、子女意愿纳入抚养权裁判的法律演进

（一）从“模糊参考”到“明确依据”的立法变迁

我国对子女意愿的重视程度与婚姻家庭立法的进步同步。在原《婚姻法》时期，仅规定“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原《婚姻法》第36条），对子女意愿的表述较为模糊。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虽未直接提及子女意愿，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指出：“父母双方对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01）。这一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10周岁以上子女的意愿具有参考价值。

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立法理念的飞跃。《民法典》第1084条第三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此处将年龄下限从10周岁下调至8周岁，既与《民法总则》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标准衔接，也更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8周岁儿童已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和表达意愿的能力（李洪祥，2021）。

（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司法贯彻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核心准则，我国作为缔约国，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将其转化为具体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案件，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尊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权利。”（最高人民法院，2021）这意味着法院在审查抚养权时，需综合考量子女的生活环境、情感依赖、学习条件等因素，而子女意愿作为其主观需求的直接表达，成为判断“最大利益”的重要指标。

二、子女意愿影响抚养权归属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8周岁以上子女明确表达意愿的典型判决

以“张某与李某离婚纠纷案”为例：双方育有一女小佳（10周岁），因感情破裂诉至法院。张某经济条件优越，主张女儿随其生活；李某收入较低，但长期负责小佳的日常照料。庭审中，法官单独询问小佳，其明确表示“妈妈每天陪我写作业，周末带我去图书馆，我想和妈妈一起生活”。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佳已满8周岁，其意愿真实反映了情感需求与生活依赖，且李某虽经济条件稍弱，但能提供稳定的陪伴与教育环境，最终判决小佳由李某抚养（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2022）。此案体现了“子女意愿优先”的裁判逻辑——当子女明确表达合理意愿时，法院倾向于尊重其选择，而非单纯以经济条件为唯一标准。

（二）低龄子女（未满8周岁）表达意愿的特殊处理

实践中，部分未满8周岁的子女虽无法律规定的“应当尊重”义务，但因其具备一定表达能力，法院也会酌情参考。例如“王某与赵某离婚案”中，双方之子小宇（7周岁）长期随祖父母生活，王某主张接回抚养，赵某则认为小宇更适应现有环境。法官在审理时，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与小宇沟通，小宇表示“爷爷每天送我上学，奶奶做我爱吃的红烧肉，我不想搬家”。法院结合小宇的日常生活状态、表达的清晰程度，认定其意愿具有参考价值，最终维持了原抚养环境（江苏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这表明，对于低龄子女，法院会通过更柔性的询问方式（如心理疏导、场景模拟）判断其真实意愿，避免因年龄限制忽视其主观需求。

（三）子女意愿与其他抚养条件冲突的裁判平衡

当子女意愿与父母抚养能力、生活环境等因素冲突时，法院需综合权衡。“陈某与吴某离婚案”中，双方之子小航（12周岁）明确表示“想跟爸爸生活”，但陈某存在长期酗酒、夜不归宿的情况，且居住环境简陋；吴某职业稳定，居住条件优越，长期承担小航的教育费用。法院经调查发现，小航之所以倾向父亲，是因陈某近期频繁带其游玩、购买贵重物品，存在“讨好式”争取抚养权的嫌疑。最终，法院以“子女真实意愿需建立在理性判断基础上”为由，认定小航的意愿受不当引导，判决由吴某抚养（浙江省某县人民法院，2021）。此案说明，法院并非无条件采纳子女意愿，而是会审查意愿的“真实性”与“合理性”，避免因父母干预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