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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08-13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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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律令体系中的刑罚原则与司法实践

一、引言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律令体系从确立到成熟的关键阶段,秦代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构建了严密的律令体系,汉代则在继承秦律基础上融合儒家伦理,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法制模式。刑罚原则作为律令体系的核心精神,不仅规定了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更通过司法实践转化为具体的治理手段,深刻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秩序与治理逻辑。深入探究秦汉律令体系中的刑罚原则与司法实践,既能清晰梳理中国古代法制的发展脉络,也能为理解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特质提供重要视角(张晋藩,2011)。

二、秦汉律令体系中的核心刑罚原则

秦汉律令体系中的刑罚原则兼具法家的严谨性与儒家的伦理性,既体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目的,也反映了对社会秩序与人情事理的兼顾。这些原则以律令条文为载体,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定罪量刑准则。

(一)罪刑法定与援引比附结合原则

秦代确立了较为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强调司法审判必须依据律令条文,严禁法官随意出入人罪。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明确规定,“诸如此条,皆以律从事”,即所有案件都要按照律令条文判决,若律令无明确规定,则需通过“比附”类似条文进行裁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汉代继承了这一原则,但更注重援引比附的灵活性,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允许以儒家经典中的大义作为比附依据,即“春秋决狱”。董仲舒提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主张在律令无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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