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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视角下的灵活用工规制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用工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标准用工模式之外的灵活用工规模持续扩张，覆盖了平台配送骑手、网约车驾驶员、网络主播、家政服务人员、兼职从业者等广泛群体，成为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蓄水池。灵活用工凭借其弹性化的用工方式，有效降低了劳动力供需的匹配成本，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就业选择，也为企业应对市场波动、优化人力成本提供了空间。但在灵活用工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劳动报酬被随意克扣、职业伤害缺乏保障、超长工作时间成为常态、算法控制下的劳动强度不断加大等问题频繁引发社会关注，暴露出传统劳动法律制度对新型用工形态的适配性不足。从全球范围来看，灵活用工的规制都是劳动法治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国际劳工组织近些年也先后出台多个关于非标准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保护的公约和建议书，倡导各国建立适配灵活用工的劳动保护体系，实现体面劳动的目标（国际劳工组织，2021）。我国现有劳动法律体系以传统工厂制下的标准劳动关系为核心调整对象，具备“主体明确、从属性强、工作时空固定”的典型特征，而灵活用工自身的高流动性、弱从属性、多主体参与等特征，使得传统规制框架出现了明显的适用缝隙，既存在部分灵活就业者被排除在劳动保护之外的“保护缺位”问题，也存在不加区分套用标准劳动规则、抑制灵活用工发展空间的“规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