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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法视角下的商业人权尽责义务

一、商业人权尽责义务的生成逻辑与概念内涵

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生产要素和商业活动跨越国界布局，在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同时，也给传统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带来了全新挑战。作为规制国家行为、协调国家间关系的规则体系，传统国际人权法长期以主权国家为核心义务主体，围绕国家应当承担的尊重、保护、实现人权三层义务构建制度框架，而商业实体作为私法主体，一直未被纳入国际人权法的直接义务范畴。随着跨国商业主体影响力的不断提升，部分大型企业的经济辐射能力甚至超过部分主权国家，当商业活动延伸至治理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时，很容易出现“规制真空”：东道国可能出于吸引投资的考量放松监管，甚至在发生人权侵害时偏袒商业主体；母国则往往以属地管辖为借口，不愿对本国企业的跨国人权影响进行规制，导致大量与商业活动相关的人权侵害难以得到及时纠正，比如采掘活动对原住民生存空间的侵占、全球供应链中隐匿的强迫劳动与童工问题、生产环节的职业健康安全损害、数字平台运营中的算法歧视与隐私侵害、工业污染对周边居民健康权与环境权的侵蚀等，这些问题仅靠单个国家的监管已经难以有效应对（金自宁，2022）。商业人权尽责义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发展形成的核心制度，它填补了传统国际人权法的规制缺口，连接起国家的人权保护义务与企业的尊重人权责任，成为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领域发展最快、实践影响最广的议题之一。

（一）传统国际人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