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易传.doc

《东坡易传》　　苏轼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在历史上震耀一时的文化巨星“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一门父子共同列入“唐宋八大家”之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更有难得的是，三苏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优秀的思想家和经学家，他们在经学领域也都各有专著，造诣非常。苏洵有《六经论》、《洪范论》、《太玄论》，苏轼有《易传》、《书传》、《论语说》，苏辙有《诗集传》、《春秋集解》、《孟子解》、《论语拾遗》、《老子解》和《古史》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或借圣经贤传以立言，或借古代子史以抒慨，奇思妙想，嘉言谠论，层见叠出，无处不闪灼着他们智慧的光芒，这不仅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学术成就，而且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学术发展。可是，目前为止，对三苏的研究，多半只重视其文学成就，而忽略其学术成就；对他们的文献整理也只重视其诗文词赋，却对其学术著作重视不够。因此在研究三苏思想时，有的学人只注意玩索于文章词华之间，涵咏于游戏文字之际，却置其学术研究之高文大策于不顾，这无异于卖椟还珠，隔靴搔痒，难得要领。鉴于这一情况，我们首先对三苏父子的各类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特别是对三苏的经学著作作了首次校释，目前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了总字数达800余万的《三苏全书》，《苏氏易传》即包括在其中。关于《苏氏易传》的研究，此前也有一些学者作过探讨，如孔繁、龙晦、余敦康、包弼德等先生，都在自己的专著或专文中作过努力，但是大都只从苏轼思想的某一侧面来进行，缺乏对《苏氏易传》的整体关照和把握。从易学研究史上看，这样做还是不够的。这里，欲谈谈《苏氏易传》的特色问题，以与有志者相探讨。　　　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即：蜀学传统，家学渊源；兼容并包，自成体系；喜谈名理，切近人事。　　　一、蜀学传统，家学渊源　　　苏轼《东坡易传》作为一代大制作，既是他个人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也是“蜀学”传统与苏氏家学渊源的集大成之作。巴蜀大地，不仅有名山胜水，而且历史悠久，人文蔚然。自周、秦以来，就在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独步西部，媲美中原，是祖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巴蜀学术，前贤曾总结为：优于天文，擅长辞章，昌明于黄老，光大乎易学。尤其是巴蜀的天文与易学，更是源远流长，独擅其美，周之苌弘，汉之洛下弘、司马相如、赵宾、严遵、扬雄，晋之蜀才，隋之何妥，唐之赵蕤、袁天纲、李鼎祚，皆其卓然有成就者。降及宋世，蜀中人物多以易学名家，据学人不完全统计，光两宋的巴蜀易学家就有69位，著述凡92部［1］，真是巍巍大国，郁郁壮观。“理学”宗师程颐颇垂青巴蜀易学，史载袁滋入洛，问《易》于程颐，程颐曰：“易学在蜀尔，盍往求之？”［2］蜀中易学之盛，于此可见一斑。“三苏”父子生活的眉山地区，士大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师”［3］，号称“六经之首，万理之源”的《易经》，当然也是眉州士人专意通治的首要“经典”。“三苏”父子生于兹，长于兹，锺巴山蜀水之灵气，集“蜀学”成就之精华，易学也成了苏氏一门的传家之学。苏辙诗曰：“家传《易》、《春秋》，未易相粃糠。”［4］正是对这一家学传统的独白。　　　“老苏”苏洵壮岁之后，“闭户读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撰《六经论》，中有《易论》，提出“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命题；晚年，又以其“十年读《易》费膏火”［5］的功力，“作《易传》百馀篇”，自信“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6］，惜未成而卒。临死之际，苏洵将未竟之业述托于苏轼、苏辙兄弟，二苏泣以受命，卒以成书。　　　据苏籀《栾城遗言》记载，苏轼、苏辙“二公少年皆读《易》，为之解说”，早年即有《易解》的雏形。苏轼21岁应进士第，作《御试重巽申命论》，对《周易》作了虽是局部但却精辟的论述。同科的苏辙时方19岁，应制科策《进论》25篇，中有《易论》一篇（按，辙之《易论》又收入苏轼文集，必有一误）。《栾城遗言》又载，苏洵晚岁“作《易传》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东坡受命，卒以成书”，“（栾城）公乃送所解于坡，今《蒙》卦犹是公解”。《四库全书总目》于是说“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是合乎实际的。《苏传》既是苏轼“独得伏羲、文王超然之志”而成就的一代名著，也是“三苏”父子“合力为之”的结果。　　　今传《苏传》，其主体思想当然是苏轼的，但其系统的解《易》方法，博大的思想内涵，则代表了“三苏”父子共同的易学成就。《易传》中除了苏籀明确指明“《蒙卦》犹是公（辙）解”者外，其他方面，如果结合“三苏”父子治学风格、言论特徵、思想差别来考察，可粗寻其迹，大致看出他们各自思想在《易传》里的不同反映。朱熹曾说：“老苏说《易》，专得于‘爱恶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这六爻似那累世相雠相杀底人相似看，这一爻攻那一爻，这一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