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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爱婴 贾军，1990年从南京化工学院外语系毕业后，在淮阴市一个区的办公室做秘书。她的上司告诉她，无论从专业，还是性格等方面来看，她都不太适合在机关工作。于是，1993年她决定去海南，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办公室主任。1994年，她又来到了北京，开始自费读人大国际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的在职研究生。1995年，进入美国IDG公司做总经理助理，3年以后，成为常务副总。对于当时只有27岁的贾军来说，那已经是个很不错的职位了。然而，她却又因为喜欢“新鲜东西”而放弃了这个位置，跳槽到一家投资公司。不到一年，贾军决定以后要为自己打工了，做一件自己比较喜欢，又值得做一辈子的事，于是，就有了北京东方爱婴咨询有限公司。嘉宾格言*我这人比较喜欢冒险，什么事都喜欢尝试一下。*我为别人考虑，别人就会为我考虑，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困难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游戏，假如你非常痛苦，觉得自己不行了，那你只能倒下；反过来，把它当成一种游戏来玩，这个过程就会快乐起来，战胜困难的机会也就大多了。走进“东方爱婴”，甜蜜、温馨的氛围让人觉得好像回到了春天，色调、光线都很舒服。前台的接待小姐笑容可掬，她告诉我：“贾总在里面。”里面就是“乖乖大本营”的营地——一间有各种玩教具的宝宝教室。几个宝宝在地毯上玩着各自的游戏，旁边有大人陪着，可我找不出来哪位才是“贾总”，因为她们都像是妈妈。还是贾军自己意识到我应该是找她的，便与我一边打招呼，一边走过来，穿上地毯边的一双休闲皮鞋。我相信，这双鞋一定是特意买的，穿脱都很方便。身着一件大红开身毛衣的贾军怎么看也不像个女老板，她说话也带着口音，不过，听起来却很舒服，是那种吴侬软语特有的甜味。“98年9月，我正式辞职，老板和同事们都非常吃惊。但是，对我而言，从一个月薪2000美元的职位离开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因为我找到了更值得做的事。”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能做成贾军曾经听一位朋友说，花了800块钱，加入一个机构，每月上门为她指导一次怎样给小宝宝做日常护理等事情，她觉得非常满足。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机构可能运转不过来，就“消失”了。贾军听了后，脑筋一转，为什么不做一个育儿中心呢？辞职后，贾军决定把想法付诸实践。可她当时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是知道要做孩子的事情。20多天，她过起了网上生活，一看才发现,原来欧美等国家已经有很多机构在做育儿咨询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这时候，她才有了大概的思路，知道国外是什么人在做，以何种形式来做。然后，她着手了解国内以及竞争对手的情况。她做了40多位妈妈的访谈，结果令她比较失望。因为在这之前，她把市场上可能有的育儿方面的书几乎都买来了，临时“充电”。在贾军的意识里，做了妈妈的人肯定比她这个没有做妈妈经验的人在育儿方面的知识要多，可访谈后，她感到一些很基础的知识妈妈们却都不知道。接着，她又做了三百五十份市场调研，结论是87.6%的妈妈希望得到育儿机构的帮助，而且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妈妈从育儿机构获得过帮助。走访了北京的一些育儿机构后，她觉得在硬件上就比较失望，与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她认为，这样的机构应该是宁静、明快的，让妈妈有很安心的感觉。经过一番调查之后，贾军有了信心。但所有的朋友都给她泼凉水，对于幼教这个圈子，她一无所知，完全是个“门外人”，就连才认识的几位专家也很为她担心，都觉得对于她来说办这么个中心太难了，可她却说：“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能做成。”她很清楚地意识到，花钱买服务的观念不见得人人都有，但一定有这样的人。北京是个移民城市，每一种消费都有满足这种消费的人群在享用，所以，她觉得应该试试。她通过互联网与国外的相关机构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她用4个理由来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第一，中国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就决定了对孩子的重视程度；第二，中国的绝对人口很大，北京一个城市一年就要生八九万个孩子；第三，中国是个传统的重视教育的国度，人们舍得在子女教育上花钱；第四，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达，花钱买教育的观念也在提升。熟悉这个行业，我交了很多学费“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担心别人不接纳我这个‘门外汉’”，说起创业的艰辛，贾军有些动情。“其实业内人士倒不反对，他们认为，业外人士站的角度不同，效果可能会更好。但服务对象却很怀疑，家长当然认为只有专家办的中心才有可信度，人家凭什么把孩子交给我？所以，我开业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让消费者接受我，怎样打通自己的市场”当时的贾军只有一个信念，她认为自己做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的成功秘诀就是一要满足顾客需要，二要坚持顾客至上的原则。“我当时想的特别简单，只要让顾客满意就行。”贾军说。“东方爱婴”的服务对象定位在0—3岁的宝宝，贾军认为，0—3岁的中国孩子基本上都在家里，应该给父母提供一种资料，便于检索，能够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我们花了很多心血编了自己的教案，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