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课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21世纪议程(下VIP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21世纪议程 （下） 五、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全球政治舞台的一件大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以环境与发展为主题已经召开了四次（1972、1992、1997、2002年）全球性大会，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显然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政治。 （1）可持续发展登上政治舞台是历史的必然。 1972年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26条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共同原则和信念，并将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纳入环境保护之中。这次会议既指出了防治环境污染的技术方向，又提出了社会改革的措施，是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从全局看，全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并未因这次会议的成功而有所减缓。从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至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发表这一阶段，环境和生态破坏仍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 每年有600万公顷具有生产力的旱地变成沙漠； 每年有1100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破坏； 在瑞士，农用化学品、溶剂、汞泄漏进入莱茵河，使数百万条鱼被毒死 ……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单单从环境问题入手。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局限性：环境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在认识上和政治上并没有解决。 人类环境会议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建立环境保护机构，执行环境立法，将环境问题列为政府的工作议程，但这些却是在传统的发展模式框架中来实施的。 一方面，人类仍然延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高资源消耗、高能量消耗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部门通过一系列污染控制手段进行环境保护。 这实际上把环境保护放到传统发展模式的修补位置上，其结果是越修补，破口越多、越大，环境与发展还是两张皮。 1992年环发大会把环境与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明确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过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 这实际上是把逐步转变发展模式提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路，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路的高度来认识。 由资源型发展模式转变为效益型发展模式 由扭曲型的消费模式转变为合理的消费模式 如果说，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为环境保护登上政治舞台保驾护航，那么，1992年的环发大会就是为环境与发展即可持续发展登上政治舞台保驾护航。 南北各方在政治舞台上都举起了可持续发展这面旗帜。 一些发达国家：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减轻国内压力、争取国际舆论的一面旗帜； 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从而减轻自身在全球环境问题上承担责任的工具； 将环境保护作为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市场准入； 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为名，干涉别国主权，限制别国发展。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处于贫穷和环境恶化之双重困境，强烈要求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提高环境和生活质量； 强烈要求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建立公平的发展原则，调整有助于全球共同进步的国际关系； 可持续发展确实已成为人类建设文明社会的象征、启动新发展的动力和共同追求地球的美好未来的目标。 南北双方都需要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解决跨地区、跨国界的环境问题。 适应了国际舞台南北各方政治斗争的需要。 （二）共性与矛盾 1、共性 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威胁。 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 “人类处于备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里约宣言”原则之一）。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7年召开的环境与发展特别联大上指出的 “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地球就有可能受到不可补救的破坏，造成饥饿、贫困、疾病和肮脏等一系列螺旋式上升的灾难。” （1）为了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必须要从政治的高度达成共识。 这就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推出的政治共识——可持续发展概念。这一概念内涵可持续发展五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已写入“里约宣言”之中（即原则1至原则27），都是极为重要的。 （2）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面的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定。 全球“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都是在这一共识下形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2、矛盾 1、主权问题 从政治上说，实施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尊重各国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等基本原则。 一些发达国家却以“保护全球环境”为理由，提出“主权是有限的”，如公开宣称森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主张搞“国际共管”等。 发展中国家则重申各国对本国森林资源的主权，坚决抵制国际共管，并强调森林的管理、养护、开发等均属有关国家的主权。国际可持续发展原则提出的森林管理的建议和方案可供参考，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