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婚内强制性性行为的定性.doc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婚内强制性性行为的定性 　　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实务工作人员，在实务中经常遇到一些疑难案件，而这些疑难案件无论在实务还是理论界都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就欲对南昌刘秋云案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 　　一、南昌刘秋云案及相关的争议 　　江西省南昌县南新乡团结村，有位名叫刘秋云的少妇，今年20岁，15岁那年，小秋云由恶父包办嫁给了比自己长一岁的罗春根。17岁，刘秋云已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生二胎坐月子时，因为洗衣服的事，遭到罗春根一记老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拳打脚踢成了家常便饭。1998年元宵节那天深夜，酒后归家的罗春根，进房后二话没说，就把刘秋云从被窝里揪出来，强行要过性生活，遭拒绝后当然要施于拳脚。于是，毒打又成了性生活的前奏曲，每逢房事必有强暴。同年8月，刘秋云再次怀孕，经诊断为宫外葡萄胎。10月中旬，刘秋云住院一个多月做了三次刮宫手术，医嘱：两年内绝对不能同房，否则有生命危险。出院后的第二天夜里，在一番搏斗之后，丈夫再次强奸了妻子。11月18日一大早，从昏死中苏醒过来的刘秋云，带着血淋淋的身子逃出家门。随即赶至岳母家的罗春根，于次日下午1时许，趁着岳母上班之际，敲开房门，再一次强行要求和刘秋云同房。当刘秋云呼救抗击时，气急败坏的罗春根向刘秋云连砍5刀，虽经江西医学院施以复位术，仍因左掌神经完全坏死而截肢。 　　罗春根被捕了，他构成什么罪呢?一种意见认为他构成伤害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他构成强奸罪。持伤害说的人认为，夫妻间不存在强奸问题，性生活是婚姻的题中应有之义，结婚就意味着把性权利让渡给了对方，提供性是夫妻一方的法定义务，得到性则是另一方的法定权利;一种行使权利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犯罪行为。持强奸说的人认为，权利的行使是相对的，世上没有绝对的权利，即使是对被称之为绝对权的所有权的行使，也要受到种种制约，更何况是属于人身权范畴的性权利呢?以暴力来求取性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行使权利的正当行为。 　　二、本案症结及其启示 　　自从上海首例王卫明婚内强奸案以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婚内强奸”就一直争论不休。否定说者认为(我国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除非丈夫教唆、帮助或者伙同其他男子强奸妻子，或者丈夫误把妻子当作其他妇女加以强奸，否则，丈夫不能成为强奸妻子的犯罪主休，即婚内无奸。而肯定说认为，我国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都未排除丈夫的强奸罪主体。这是对某些婚内强奸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虽然学理解释持否定论，但学理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婚内强奸”是否犯罪化的真正症结在于： 　　1、婚内强奸行为是否仅仅是一个不容刑法干预的私人道德问题? 　　立足于道德与法律二元论而反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的学者主张，严格区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界限，认为婚内强奸是刑法不应干预的夫妻私生活冲突，主要还是感情与道德问题，充其量只是婚姻法调整的内容，即便婚内强奸具有社会危害性，与婚外强奸行为亦不可同日而语。 　　而道德与法律二元论的反对者则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本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婚内强奸不是一般的夫妻情感与道德问题，而是需要国家刑法强行干预的严重犯罪行为。如果将婚内强奸视为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问题，排斥刑法的必要干预，必然削弱对妻子权利的应有保护，助长大男子主义，支持婚内性暴力倾向，降低婚姻家庭质量。 　　2、婚姻的承诺与夫妻同居义务是否阻却丈夫强行性交行为的违法性? 　　立足于婚姻承诺论而反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的学者主张，既然婚姻是夫妻彼此向对方作出的一种受到法律保护并且在整个婚姻存续期间一直有效的性交承诺，夫妻之间有既有同居的权利，又有同居的义务，则丈夫依法就享有婚内与妻子求欢做爱的权利，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之间，不存在丈夫对妻子性权利自由的侵犯。根据这种观点，丈夫不顾妻子的意愿而强行与其性交的，其行为虽然形式上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但由于婚姻关系的合法性以及夫妻同居法律义务的存在，而被阻却违法性。 　　婚姻承诺论的反对者则认为，法律赋予婚姻关系的合法性，只是保护婚姻内基于夫妻双方合意与合法的性交，而绝对不表示法律允许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而为所欲为，甚至把妻子当作发泄性欲的工具。夫妻之间基于婚姻的性交承诺和同居义务不能成为婚内暴力强奸行为违法性的阻却事由。有人更提出所谓的“耦合权利义务说”对抗婚姻承诺论，主张婚姻中的性权利主张不得滥用，性义务的履行不得无辜拒绝，虽然性义务的违反可能导致同居之诉或者精神赔偿，但并不赋予性暴力行为以合法性。 　　3、婚内强奸行为犯罪化是否会导致破坏家庭基础的稳定的后果? 　　立足于法秩序维护而反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的学者担心，如果将婚内强奸行为犯罪化，一方面可能使妻子不履行同居义务的行为合法化、正当化，其他方面则可能使控告丈夫成为妻子要挟、甚至报复丈夫的合法手段。这除了会导致丈夫人人自危外，只能驱使丈夫到婚外寻求性满足，保护婚姻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