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话剧的民族化特征.docVIP

【标题】曹禺话剧的民族化特征 【作者】王银琼 【关键词】曹禺??话剧??民族化 【指导老师】袁联波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曹禺作为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曹禺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人们逐渐甩掉了一些沉重的思想负担，可以站在一个新的立场上去重新审视曹禺，借助其他学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开发出一些新的理论命题的时候，曹禺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关于话剧民族化，中国话剧家自话剧从国外介绍进来后，就做过很多艰难的探索，他们的探索是自觉的，使其创作都程度不同的呈现出新的风格色彩，标志着中国话剧民族化的走向成熟。而曹禺在这方面做得更为努力。????“曹禺在中国被看作是接受西方戏剧影响最多的戏剧家，从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到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等，几乎所有西方重要的戏剧家对其戏剧都有深刻的影响。”[1]但他的戏剧无论在人物性格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融入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及民族审美意识。这是对中外戏剧艺术的一种融会，更是一种超越。一、民族现实的真实反映在剧作家里，曹禺属于少而精的一类，大凡创作，皆成名篇，而每一篇都与现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曹禺在清华大学即将毕业时，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雷雨》。《雷雨》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周家和鲁家两个家庭和它们的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葛，暴露了封建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继《雷雨》之后，曹禺于1935年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剧作《日出》。与《雷雨》相比，《日出》把眼光从家庭伸展到社会?，剧作的题材扩大，反映的生活面更为广阔。1936年又写了曹禺唯一一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剧作《原野》。1940年，曹禺写成了他的又一部代表作《北京人》，对封建主义和封建文化进行了更深刻的剖析和批判。1942年，他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了话剧《家》。“从三十年代的《雷雨》到四十年代的《北京人》、《家》，曹禺都是从中国旧家庭的窗口来揭露封建阶级衰败、腐朽的。《雷雨》着眼于暴露旧家庭精神道德的罪恶，《家》用青春与爱情的悲剧控诉封建礼教。”[2]《北京人》以其对旧中国社会黑暗暴露的深刻性和反封建主题的鲜明性，而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凸现出现实社会的本质。因其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现阶段的抗战现实，也就渗透出浓郁的民族特色。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抗战热情的鼓舞下，他创作了以抗战现实为题材的《黑子二十八》和四幕剧《蜕变》，意在写出“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曹禺：《关于“蜕变”二字》）。1947年1月，曹禺从美国讲学归来，看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依然是一片黑暗，愤慨忧虑之中，写出了电影脚本《艳阳天》，呼吁要积极起来斗争，争取“艳阳天”。《明朗的天》是他建国后第一个剧本，他结合自身的体会，抒写了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迫切性和艰巨性。然后作家与新中国一起度过了坎坷、艰难的漫长岁月。六十年代初，我国陷入空前的经济危难，党和人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曹禺同梅阡、于是之合作完成了历史剧《胆剑篇》，该剧大胆创新，通过吴越两国强弱胜败的转换过程，说明不畏强暴、自强不息是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真正法宝，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大大鼓舞了当时的人民群众。别林斯基指出：“任何民族的生活都表露在只被它所固有的形式之中，从而，如果生活描绘是忠实的，那就也必然是民族的。”[3]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剧作家，曹禺的描绘无疑是忠实的。“民俗风情是为某个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并且在民俗风情中又蕴含着该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和民族性格，因此，在民俗风情的忠实描绘中，也就能渗透出浓郁的民族风味。”[4]曹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氛围中长大的，各地的民俗风情必然成为其文化心态形成的一部分。《王昭君》中昭君作为爱情信物送给单于的“合欢被”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合欢被上面绣着双鸳鸯，里面放着的丝绵叫做“长相思”，四边上的花边叫“结不解”，以物寄情，完全是中国式的喜庆观念。可是华夏民族在弘扬伟大而悠久文明的同时，也暗滋了落后与愚昧的痼疾。曹禺根据巴金的小说改编写成的同名话剧《家》中，善良温柔的瑞珏便死于“血光之灾”的迷信说法，高老太爷归天后，陈姨太、高克明等人认为如果怀孕的瑞珏在家里生产，那产妇的血光会冲犯死人，高老太爷的尸体就会冒血，灵魂无法升入天堂，非逼着瑞珏到城外找房子，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牺牲在所谓的“贤良孝顺”之中。曹禺在《北京人》中就着力展示了士大夫文化的没落，对束缚、扼杀人生命力的传统的道德文明予以了决绝的批判。曾皓是曾家风雨飘摇中的一尊残破的偶像。旧伦理、旧道德的残酷与虚伪在曾思懿的身上暴露无遗。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另一个怪胎—江泰。曾文清作为家中的长子，是家族文化的继承者，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