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创作.docVIP

【标题】论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创作 【作者】刘 利 平 【关键词】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女性观??叛逆性??创作特点 【指导老师】魏 洪 丘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引言郭沫若的创作生涯，开始于诗也结束于诗,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他的“情”大都妙笔生花地倾注在历史剧的创作当中。《三个叛逆的女性》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出版于一九二六年，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三个剧本。《卓文君》写于一九二三年二月、《王昭君》写于一九二三年七月、《聂嫈》写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作为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代表,《三个叛逆的女性》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如史家斌的从《三个叛逆的女性》分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理论的形成，他从史剧创作的特点来分析史剧创作理论的形成，具体而生动的分析了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理论的形成；隋晓会的从《三个叛逆的女性》看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特点展现了郭沫若整个历史剧创作时期的创作特点等。《三个叛逆的女性》通过对我国历史上三位著名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的艺术再创造，猛烈的抨击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洋溢着狂热而勇敢的叛逆精神，而成为“一部有着狂暴精神的反抗作，是一部具有时代性的东西”。[1](P15)郭沫若通过《三个叛逆的女性》表达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和理想、关注妇女解放的精神倾向。这部历史剧以其豪迈、热情和理想主义的气质，鼓舞了追求新生活的五四青年投身于社会变革。而文人在研究《三个叛逆的女性》时几乎是把它从时代背景以及郭沫若由诗入剧的前提下割裂开来，只是片面的对这一作品做了分析。另外，在郭沫若的众多剧作中，后期历史剧较之前期剧作成功，所以文人在研究其剧作时对其后期作品的研究颇多，而对其前期即早期历史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则一反常态，将时代背景与郭沫若由诗入剧的转换结合在一起?，对《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创作特点以及女性的“叛逆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一、时代孕育下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五四时代是一个解放的时代、新生的时代、光明的时代。新的时代造就了一代新人，首先是青年，他们开始觉醒了。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求打破一切束缚和羁绊、争取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这就是所谓的“五四”青年。郭沫若则是“五四”青年中的典型代表，他爱国爱民，时代的觉醒促进了他的觉醒，首先是对于人格和人的价值的觉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是一位传统文化的破坏者，是一位“迷恋骸骨”的叛逆者。他对汉以后的文化极力排斥，然而这正是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及其文人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郭沫若则认为这种被认为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层厚厚的土层，掩埋了自己真实的摸样，这种文化束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禁锢了人性的发展，正因如此，郭沫若进行了自己的史剧的创作。面对中国古有的道德、长期的民族劣根性，郭沫若坚定的指出：“女性困于男性中心的道德束缚之下，起而对于男性提出男女对等的要求。”[4]?(P134)因此，在郭沫若看来，要讲对等，寻找妇女地位的出路，并不在叫喊，而主要在于使妇女认识自我的价值。只有从男性中心的道德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更有价值。由于在现实的感召下爆发出创作的热情，从而在历史上寻找与现实相似的切合点，这样的寻找过程，便是对历史精神的一种发展。其主要目的是要借着古人的影子来挖掘与发展历史精神。作者强烈的现代意识及生命意识，融汇构成了作者历史剧创作的基本精神：把握历史精神，复活民族文化之根本精神。《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的创作，是作者蓄意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塑造能够与封建伦理道德相抗争的女性形象，蓄意要为那些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下而仍要求着人的价值并为这价值而奋斗的女性而唱的赞美诗。通过作品，看到的是郭沫若运用曲折的方式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发掘与发展。卓文君、王昭君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是一个被封建文化束缚人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化是需要彻底的清算的。郭沫若对这种文化表示了自己决绝的态度，所以力图通过这些历史剧，着意赞美封建文化的叛逆女性。立足于现代意识高度，揭去历史上压在卓文君、王昭君身上的重重土层，发掘她们身上的叛逆精神，并通过她们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冲突，来彻底否定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文化。《聂嫈》是五卅惨案呼唤出来的。从那些参加五卅运动的青年的身上，郭沫若感受到了一种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于是聂政聂嫈的那种为铲除强权统治不惜牺牲的精神恰好与作者此时的感受相一致，《聂嫈》的创作热情由然而生，这又构成了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三个叛逆的女性》之《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的创作是作者的蓄意之作，他不能容忍专制和强暴，力求打破传统的封建枷锁，也不能容忍束缚，压迫和欺凌。不管它是古是今，是祖宗的传统社会的风尚还是政府的律条，都被拟为反叛的对象。作者在五四新文化的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