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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政支出法定原则　　贠小波 　　引 言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希克斯、诺斯等通过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认为财政压力是产生社会变革的直接原因，这个观点被概括为“熊彼特-希克斯-诺斯命题”，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历史上的治乱循环，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财政压力或财政危机有关。 [1]财政乃“国之大事”，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如何确保财源茂盛，防止财政危机及其引致的“治乱循环”，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历来是各国政府的不懈追求，也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 [2]财政包括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长期以来，法学界的研究视角集中在税收(财政收入)领域，对财政支出研究不多，而这为数不多的对财政支出的关注，又多集中于预算法等具体的法律制度，容易陷入纯技术层面的分析。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很难说孰轻孰重，当前这种厚此薄彼的研究态势，有必要予以改变。 　　国家为取得财政收入而从私人经济主体受让部分财产，私人财产由此转化为国家财政资金，纳税是私人财产权所附加的社会义务。为了使人民的财产权免受非法侵害，就必须要求税收的课征有法律依据，调整税收关系的税法因此被视为侵权性法律规范而备受重视，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颇多。 [3]而对财政收入的支配和使用是不是要法定化，却被大多数学者所忽略。没有法律依据不能随意课税，同样道理，没有法律依据，就不能随意使用很大程度上由税收收入所构成的财政资金。 　　自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一书的问世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矛盾的出现，各种关于财政支出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应运而生。西方古典财政支出理论作为当代西方财政学说的理论渊源，其代表人物是威廉·配弟(1623—1687年)、亚当·斯密(1723—1790年)、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他们反对国家干预，主张严格限定国家职能范围，认为政府的财政开支要压缩到最低限度;以萨伊(1767—1832年)和马尔萨斯(1766—1834年)为代表的庸俗学派财政支出理论提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的论点，进而把效用说成是“服务”，而一切提供服务的活动都是生产，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典学派关于国家支出属于非生产性消费，并尽力限制其规模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创造“生产”提供了理论根据;瓦格纳(1835—1917年)是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近代财政学的创建者，主张国家经费属于生产性支出，提出了被后人所称的“瓦格纳法则”，即公共活动特别是国家支出呈现有规律地扩大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8年)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不可移易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引起的，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4]、资本边际效率递减 [5]及其流动偏好 [6]。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主张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赤字的财政政策，突破了从亚当·斯密以来传统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 汉森(1977—1975年)提出“长期停滞理论”，都强调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1912—2006年)反对凯恩斯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如果没有相应地扩大货币供给量，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只能是暂时的，要使经济稳定增长，又没有通货膨胀，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压缩财政支出，实施财政平衡的政策;围绕如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滞胀问题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供给学派，彻底否定了凯恩斯主义，认为减税是促使供给增加的基本手段，极力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 　　西方财政支出理论看似矛盾重重，实则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其一，传统经济学市场自动均衡学说，揭示了财政资金使用目的的公共性和使用范围的有限性，所以，要对财政支出要进行规范，使其最大化地代表民意并不得随意介入市场领域。其二，自凯恩斯以来的现代西方财政支出理论尽管有各种流派，观点亦有分歧，但都是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上，将财政支出政策作为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将宏观经济稳定作为财政支出政策的基本目标。其三，财政支出政策应与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综合协调运用、松紧搭配，共同作用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目标。 　　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收支矛盾仍然突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财政支出行为缺乏规范化管理，监督乏力，导致财政资金越位使用，浪费严重。当前，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然“纳税人”理念的形成尚有待时日，相关制度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问题绝不仅仅只是个法律问题，需要我们拓宽视野，将财政支出放在一个大背景下去考量。作为法科学生，我们坚信，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法律是最好的管理手段，对财政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