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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家法律与社会法律　　周文还用主体作为标准来划定权力的公有与私有，认为公权的主体是“社会”，私权的主体是“国家”。这又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判断标准。权力对社会和国家来讲都是公共的。国家是社会的政治组织，享有社会最高和最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公共权力。不管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君主制、议会制和共和制，总是在形式和意义上代表着一定社会的公共利益，怎么可以说它是私权的主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当然是代表全社会成员。这个词是全社会分子的复合名词，它并不是一个实体，而国家却是一个政治实体。所以“社会”一词不能作为权力的主体存在。社会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一切个人活动的总和。马克思指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马克思这段论述说明具体的个人才是社会的实在。如果脱离开个人的现实存在，社会便成为一个空壳，空洞的抽象。正是这样，社会不但不能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而且“社会”也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和分子作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社会的代表亦即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是他们的政治派别、阶级、国家等共同体。个人永远只能代表个人而不能代表社会。不能因为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得到广泛的自由和权利，权利本位化，就推演出这个社会等同于“个人”，成了权利与义务的主体。 　　我们知道，作为或实际上是自然人的总和的社会，是与其代表者——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的。无论代表者的性质是什么或标榜的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形态的社会里，这二者之间矛盾总是存在的，总是有个权益分配问题。以国家为主体的公权力占有权益份额越大，就给民众个人为主体的民权(权利)的份额越小，反之，国家权力占有的权益份额愈小，就会给民众个人权利愈大。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在前文已经论及到，这里不再重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表现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问题。二者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当国家与它代表的社会的矛盾到了尖锐化程度，就意味着二者要莫改变其一，要莫改变其二，或两者都改变。当国家与代表的社会的矛盾较小，二者基本协调统一，相互适应，这时社会会发展，人民会富裕，国家会强大。古代专制社会，不管是东方或西方都是国家公权大，而民众私权小。政府官僚机构很庞大，权力膨胀，而社会机能低下，一盘散沙，没有活力，公民权利范围小。近现代以来的东西方社会(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总之出现国家公权力趋于小，政府是小政府大服务。但政府的宏观管理机能在加强;而公民的权利不断扩大，内容愈加丰富起来，如人权内涵外延不断扩大和文化权、知识产权的保护等。 　　就是在近代社会里，提倡以社会为本位，也不可以提出“社会主体”的概念。以社会为本位的含义是指以市民社会作为思考、研究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处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这里，“本位”一词反映的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地位关系，社会是第一位的，而国家是第二位的。而“主体”一词是针对客体而言的，主体与客体是相互对应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是以法规定，是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客观实体。前边论及到，社会由于没有实体性，因此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因此，“社会本位”的提法要比“社会主体”的提法科学。社会主体的理论是一个十分模糊，容易引起误会的概念。三、法律模式是“社会法律”与“国家法律”? 　　由于周文把社会与国家关系看成截然对立的，并且认为西方是崇尚以社会为主体，而东方是固守以国家为主体，进而错误地推导出西方是权力公有制，而东方是权力私有制。在如此一系列错误理论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什么法律的模式是“社会法律”与“国家法律”。下面我们看看他所讲的社会法律与国家法律是什么意思： 　　所谓“社会法律”与“国家法律”，周文称，“西方的权力公有制使权力或多或少在理论和实践上属于社会，立法权属社会所有的结果之一便是法律是‘社会的法律’。……在我国的权力私有制下，立法权是帝王的个人财产，这一个人权力控制社会的模式决定了我国的法律是‘国家(权力)的法律’”。同时他还强调了这两种不同法律模式的不同法律精神：西方社会法律的精神是“保障社会本身的存在和保证社会对国家的控制”，而我国由于创制规范的主体不是“社会主体”而是国家主体，所以国家法律的精神是“保障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权力快捷有效的行使”。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和理论涉及到法学和法律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 　　1?立法权的主体是国家还是社会? 　　在古代，立法权行使的主体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有的是由帝王作为立法者来行使，如中国的封建皇帝，在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皇帝等。有的是凭借其统治地位发起和组织着立法(包括法典编纂)活动，如查士丁尼，穆罕默德，唐朝的李世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