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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法治的缺憾与矫正 　　陈景明 白振斌 　　一、引言 　　如果把时光倒回到我国上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个时期法律几乎是一纸空文，“法律无用论”甚嚣尘上，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眼中都无法律，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无法无天”的混乱之中。法律的尊严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和践踏，法律的任何作用都无从谈起。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欣喜地看到，经过建国初期与“文革”时期的阵痛之后，人们痛定思痛，终于选择了“法律”这个强有力的工具作为治国安邦、管理社会、保障民权的手段。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法律的发明使人类制度文明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我们离法治是如此之近。无论理论准备、制度架构，还是社会意识，法治化均在向前推进，显著地改变、改造并改善着我们的生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治社会”等等名词屡见各种媒体之上，似乎法律现在也成了一种“时尚”，倍受推崇。很多人都把法律当做万能钥匙，认为法律无所不能，他们坚信只要制定合理 、完备、系统化的法律，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可是事实真得是如想象中的那样吗?当然不是!生活中我们离不开法律，我们需要法律来保护我们的权利，维持社会的安定。任何事物都有他的两面性，法律也有着它自身的不足之处，其作用仍然是有限度的，单凭法律的力量不可能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全部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是来看看下面的具体例子吧： 　　欧美法律界有一个经典案例：三个探险家，A、B和C在沙漠中相遇。A跟C有世仇，决定借机谋杀C，他偷偷在C的水壶里下了剧毒。B也想杀害C，但他不知道A已经有所行动。趁C没留神，B在C的水壶底上凿了个洞。不一会，里面的水就漏光了。因为缺水，当天晚上，C死在沙漠里，离营地只有1英里。谁是凶手?你也许会说，A是凶手。但C是渴死的，跟A下毒无关。断定B是凶手也不容易。B把毒水从C的水壶中排掉，延长了他的寿命。要是没有B，C一喝下剧毒就会死亡，而不可能坚持到晚上。如果C早点儿赶到营地，他就不会死，B则成了他的救命恩人。虽然C最后没有及时赶到营地，但那不是B造成的。从伦理道德角度看，A和B心怀歹意，都犯了不可推卸的道德罪。而从法律上考虑，不同的陪审团和不同的法官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但是C已经死了，谁应该对C的死负责呢，法律能给出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且合乎情理的判决吗?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市有关部门透露，该市目前已经安装摄像头26.3万余个，这些摄像头遍及街头巷尾、商场、银行，甚至一些宿舍楼道、医院病房等地方也有安装。对于越来越频繁出现的监控摄像头，很多人表示自己的个人隐私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没有丝毫个人隐私可言，而且人们还担心所摄内容可能被恶意传播——如果不能严格规定谁能监控摄像头，没有相应措施严格保证所摄内容不被滥用，摄像头很可能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窥视他人隐私、非法收集和传播信息、甚至犯罪的便利渠道。但持赞成意见的认为，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不仅可以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还能震慑潜在的不法分子，增加自己的安全感。是该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权，还是该制止犯罪、保护公共安全，在这问题上，法律的天平该倾向哪面呢? 　　二、法律在实践中的不足 　　从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许多领域中法律因其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整的，甚至有人利用法律自身的漏洞，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样法律反而助纣为虐，有违法律的本意。因此，在推行法治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关注法律自身的不足问题，该问题在法治化进程中是无法回避的。它主要表现为法律的价值冲突、规范缺陷、运行困难和角色限制四个方面。对法律局限的探索不仅有助于克服这些缺陷与困难，化解冲突与限制，实现法律功能的最大化，同时还能调动它的社会控制手段和资源，达到超越与消解法律局限的目的。 　　(一)法律本身存在着价值冲突 　　人类有各种不同的利益，为了秩序、公平、权利、效率等价值目标而设计、利用法律，因此，法律也是包含了多种不同价值的，而每一种价值又都有自身相对的独特性。这样，多种具有不同性质的价值共存，就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法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本身有时可能就是矛盾的。例如，法律的自由价值强调以个性展开为实现途径，而法律的平等价值则侧重群体性的整齐划一，所以自由和平等在逻辑上是有冲突的。法律价值冲突不仅表现在不同的法律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及法律价值准则、观念的不同性质或不同形式等理论上的冲突，而且法律价值冲突还可能是具体而实在的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现实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具体的法律价值冲突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在制定新闻出版法时，法律的目的究竟是保障自由还是维护秩序，这就是非常具体而实在的冲突。 　　法的价值冲突首先表现为秩序与权利的冲突。秩序是法律安排必要性的第一要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