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中国人的管理行为.docVIP

中国人的管理行为第一节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西方人从西方看地球，东方人从东方看地球，竟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看法。影响所及，形成东西方管理行为的差异。西方人观察宇宙万物，发现所有生物，都发端於一个基本细胞；基本细胞分裂写二，二分裂为四，四分裂为八，这样发展下去，终於形成植物、动物与人类。　　中国人考察宇宙万物，发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此生生不息，和西方科学所发现的事实，可以说完全一样。　　但是，进一步推究「一怎麽能生二」时，彼此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西方人认为「一个基本细胞分裂为二」的原因，是由于二构成一」（马绍伯先生指出：二构成一，就二看，是两种现象）。二构成一，当然很容易分裂为二。　　我国先哲也肯定「太极是阴、阳所构成的单元」，不过「二构成一」之外，尚有「一内函二」的用意（马先生说：一内函二，就一看，则两种现象皆发於同一本体，老子所谓「同出而异名」，正是如此）。　　西方重视「二构成一」，总是以个体的对立看事物：公司有劳、资的对立；同仁有优劣的对立；企业生存竞争，亦有其冲突的对立。　　中国古人体认对立固然存在，却也相辅相成。如果由「一内涵二」的取向，不难发现「对立存在於统一」，所以中庸说：「万物同时生长而彼此不相妨害，道理一齐实行而彼此不相违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有公司才有劳、资的存在，彼此应该互信互谅；同仁间有优才显得有劣，有劣也才显得有优，大家应该互助；有同业的竞争，才能力求精进，必须合理合法以谋公平合作。　　「二构成一」在管理上产生西方人「一切依据是非来判断」的科学化行为。对就是对，错即是错，相当简单明了。　　西方管理，喜欢问：「Which is right? A or B?」而他们的答案，往往都很肯定，不是「A is right」，便是「B is right」。若是「A is right」那麽A就成为共同遵守的标准；如果「B is right」，B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标准。他们把判断是非的结果，明订为公是公非，称为「标准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订定事物的标准，并力求其切实施行)。为求组织成员，共同遵行既定的标准，自非「明言」一切说清楚不可。同时要求符合同一标准起见，於是明订为制度。大家一体遵行制度，叫做「制度化」。　　制度是企业组织所有成员一切分工合作的基本规范，是管理的出发点。任何成员，其行为合乎制度的即为「对」的行为，否则便是「错」的行为。前者为组织所欢迎，後者则为组织所不容。　　A和B之间，有一条直线，表示A大於B则A对；B大於A即B对。是非有所争执的时候，采取「多数决」的民主方式，居於A和B的彼此「制衡」，来决定孰是孰非。争执获得协议之後，立即修订原有的制度，成为今後未再度冲突之前的标准。　　西方的「二构成一」观点，形成他们的「制衡思想」麦展为「经由谈判，分出大、小或是、非，以便共同遵行」的「制衡行为」。　　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乃是「个人主义」。「谈判」指「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进行的交易」，「是非」在确立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而「制衡」则在维护并增强个人的权益。　　「一内涵二」在管理上也产生中国人「圆满重於是非」的人性化行为。我们常说：二这样做对是对，可惜不够圆满。」可见「把事情做对未必就是把事情做好」，中国人要求「把事情做好」，而非仅止於「把事情做对」。　　中国人当然也问：「甲对或是乙对？」只是答案很少是「甲对。」或「乙对。」却多半是「甲对，乙也不见得错。」或「乙错，甲又对到那里去？」除非实在是十分明显而简单的事情，否则我们总觉得「是非难明」！　　中国人重视是非，却更了解粗理很好讲，任何人开口便可以说一大堆道理；细理不好讲，仔细推敲起来，每一个人所说钓道理都存在著若干疑难；微理很难讲，再深究下去J到了十分精微的地方，似乎永远说不清楚；玄理犹可讲，没有办法当中，往往会祀道理说得玄而又玄；妙理不可言，真正的道理「多半妙不可言」，同时觉察「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沟通的障碍」，因而非常谨慎，不敢擅下判断。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　　相信资深的主管，都有这种经验：某件事情出了差错，关系者一共只有甲、乙、丙三人，但是甲说得理直气壮，乙、丙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常常指责中国人爱说理由，个个都是找藉口专家，弄得主管左右为难，不知谁对谁错，实在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道理人人会讲，是非却很难明断！　　我国的太极图象，并非凭空玄想而来。太极代表「圆满」，根本上是一主体。在此同一主体内，产生「是」「非」两种相异的现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成为中国人的一太极思想」，发展为「听一句话，要先问清楚究竟是谁说的，以便决定是否遵行」的「太极行为」。　　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即为「交互主义」。中国人既不完全奉行个人主义」，也不完全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