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doc

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 作者：朱苏力 发布时间：2003-11-14 14:32:42 -------------------------------------------------------------------------------- 　　本文是由本文作者主持的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制度的运作》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参加这一调查的人员先后有强世功、赵晓力、贺欣、朱晖、任煜南、杨柳、陈绪刚等。中南政法学院齐文远、李汉昌、刘茂林等教授以及该院主办的湖北省基层法院培训班的法官们给予我们的调查以很多支持和协助。非常感谢。 -------------------------------------------------------------------------------- 　一、问题 　　一个国家的法院（注1）系统的职责是完成国家赋予它的司法审判职能，这一点已是常识。但是，这通常只是从政治学或宪法的角度对法院功能所作的规范性分析和规定，是法院概念的赘述。在现实中，各国法院都由人（法官以及其他辅助人员）组成，有财政预算和支出，还必然有其他办公室的工作，因此，总是会有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事务。一般说来，这些事务性工作在各国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或必须由法院自己承担，尽管由于各国的制度不同，各国法院所承担的这类工作的总量会有所不同。例如，与中国的法院相比，由于种种制度设置，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相对较少，美国法官的工作比较单纯。（注2）The Judicial Process,4thed.Oxford University6 Press,1980,pp.175_178。此外，关于德国法院的行政事务管理，在案件分配上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请参看，傅德：“德国的司法职业与司法独立”，《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宋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特别是页28—30。但是，即使在关于美国司法的著作中被当作纯粹司法之标志的美国联邦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们，也仍然要履行着某种行政管理职能。以首席大法官为例，除了要负责最高法院案件的上诉状清单，主持最高法院的会议、讨论案件，把握时间，以及当其属于多数意见派之际，有权分配法院意见的撰写这类与司法有关但有显然具有行政性的事务之外，他还要负责最高法院的其它行政管理。此外，还有超过50多条法律规定了由他负责的其他管理工作。David M.OBrien,Storm Center,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2nded.W.W.Norton Company,p.178。作为其多劳多得的报酬，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也要比其他大法官更高一层。而每个大法官手下也都有法官助手，往往由各个大法官本人亲自挑选，其使用也往往受大法官本人的调遣。因此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鲍威尔称，最高法院内的九位大法官及其法律助手、秘书等构成了“9个小型的、独立的律师事务所”。Brien,Storm Center,p.157. 　　由于现实的法院总是要履行与审判相关的某些行政管理职能，因此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就有可能与法院的审判工作有所交叉、混合，甚至与司法权行使发生某种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权的行使。一个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研究者们所周知的事实是，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就常常利用其行政管理职权来谋求并实际获得了对司法决定的影响。例如当他处于多数派时，他往往考虑各种因素，运用各种技巧，通过分配司法意见的撰写来影响法院的决定。[注释] 　　尽管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对法院的审判会产生某种有时甚至是重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在传统的规范性法学研究中，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特别是在中国。[注释]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司法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并且移植以后司法制度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实践传统，而更多是理念的移植，法学界长期以来更为注重的是抽象的“司法独立”或“审判独立”的司法理论或对司法原则规定的注释，不很了解——严格地说是不自觉、不反省——中国法院运作实际。因此，中国法学界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注释和批评往往是从概念出发的批评。 　　在我所见到的有限的中国学者的系统论述中，1997年贺卫方发表的《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是一个例外。[注释]该文第一次比较系统且尖锐地提出了当代中国法院（即贺文的司法）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贺文指出了我国法院系统具有严重的行政色彩和官僚色彩，例如法官中的等级制、审判委员会制度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等等，并具体指出了这种色彩严重影响了中国法院充分履行其审判职能。但在我看来，贺文的分析还可以深入，并且在分析框架上也可以作出调整。应当说，贺文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停留在规范性研究，即更多以外国的（主要是美国的）或所谓的“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