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制度经营与政府治理（定稿）.doc

制度经营与政府治理 一、引言： 内容摘要：本文构造了一个内生的、全要素动态政府治理模型。政府契约是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的生产性团队，政治规则规定了该团队经营及销售活动的基本准则，制度是政府契约经营的产品。交易结构、频度、特性等决定了制度的供给数量、质量及价格等变量，形成动态的政府契约结构及治理特征。政府契约利润的绝大部分转化为再投资，政治家首先是政府契约的所有者，同时是政府投资的控制者或决策者，制度供给的多样性，决定政府治理及政治家身份的多样性。高监督成本导致了政治家与政府雇员的特殊契约安排，它决定一个内部科层的治理结构和最佳雇员数量。制度销售的空间距离影响政府利润，政府总部向下设置分层治理的分支机构。 关键词：交易成本 契约 制度 政府 具有独立效用追求的经济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如社区、企业、政府等，一个有效的组织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经济行为主体的双重身份及由此决定的一系列特征。如果合作生产和交易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单独进行生产和交易的收益，则经济人选择团队生产（阿尔钦、德姆塞茨、1998），问题是，不同经济人的策略选择又如何形成统一行动的意志呢？制度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是围绕组织理论展开的，交易成本概念是其分析的核心。制度经济学家们根本不能面对人们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过程中交易成本不断提高的现实，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团队中的支付必然是由收益引导和规定的，从组织理论发展的方向看，我们还需要对交易成本进行定价分析，而不是将其当作经济损耗处理（任百祥、2004）。 现有的国家理论或政府模型基本上是继承了韦伯（2004）的哲学传统，将政府假想为一种交易结构或特殊的企业，在具体方法上，接受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契约论或暴力论的观点。然而，“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出博弈理论、政治模型或其他某种机制中有那一个能更好地解释复杂的组织决策过程”（菲吕博顿、瑞切特、1998）。如果说企业组织理论的成果比较丰硕的话，对政府组织的分析则显薄弱，这不仅受基本理论的局限，还来自观念的束缚，人们习惯于认为政府是由广大“公民”委托而形成的预算平衡的团队。 诺斯（1988、1993、1994）的制度及国家理论，从需求方面说是充分的，但从供给方面看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他关于制度起源问题的解释不符合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林岗、刘元春、2000）。其次，诺斯认为国家是一种交易结构，公民向国家交税，国家向公民提供安全和产权。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或政府）作为提供安全与产权的生产团队，其剩余索取权是如何配置的呢？如果说，它是一个预算平衡的团队，那么，对政治家及其政府官僚的劳动的定价机制何在？国家（或政府）将不存在最后的监督人；如果政府是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团队，则利润的存在、实现、分配将是政府治理的关键所在，而不是产权激励。 在诺斯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政治交易理论逐步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前沿。温格斯特（1998）提出立法交换模型，将市场交易的结构扩展到政治市场上；暴力交易理论（约翰.奈、2003，查瑞普、哈姆、2003）将政府看作是一个掠夺性的团队，侧重于说明暴力或以暴力为条件的交易与市场交易的统一性；第三者强制实施理论（巴泽尔、2003）认为政府是以使用暴力作为强制实施手段的最终第三方。这些理论体系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从暴力分配不平衡的假设出发，认为政府是从“匪帮”发展演化而成。说到底，这些理论只能说明政治交易的一个侧面或某些特征，却不能综合地回答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如果将“匪帮”等同与政府，那么，所谓国家理论只不过是逻辑的循环而已，最多只能说明其暴力治理这一特征；如果说，“匪帮”不同于政府，那么，所谓“匪帮”是需要经济学来回答的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的概念。在经验证据上，任何“匪帮”都是违背特定制度交易结构的存在，为政府所不容，更何况，它总是以特定政府的存在为前提。 博弈理论和认知科学被誉为是代表经济学发展前景的领域，重在寻求经济行为更深层次的微观基础，其更重大的意义可能在于代表了经济学家们欲将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试验科学的强烈预期，但我们不能不说，博弈理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使制度经济学越来越远离组织理论的核心。博弈理论将制度当作是博弈的内生规则（青木昌彦、2003），从制度的规定性特征说是恰当的，但这不能说明制度的产生问题。现实经济总是在局部均衡的调整过程中运行的，作为一般均衡的制度，如果不从供给方面分析其产生问题，博弈论的成立就要以一定的制度和组织为前提。或许行为经济学在解释一定总量效用的微观基础方面更有说服力，“对冲突的观察结果表明对绩效衡量必须是可分解的和实质性的，而不是假设为整体的”（斯密德、2004），问题是，主体行为理性与偏好只是效用函数的一个动态维度，它以效用体的存在为前提，这么说，行为科学仍然不能揭示制度与组织的产生与变迁问题。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