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_量刑纠正机制研究》.doc

量刑纠正机制研究 　　关键词: 量刑纠正;事中救济;量刑一体化;程序之维 　　内容提要: 法官自由裁量权一直以来成为人们诟病量刑不公的把柄，而且传统的“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也的确给法官的审判活动定下基调，因而，量刑问题始终是中国司法改革比较棘手的问题。量刑纠正机制的建立前提是量刑从定罪中独立出来，它是通过各方参与并对量刑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事中救济的量刑一体化活动。当然，量刑纠正机制得以建立并顺畅运行尚离不开程序与制度之维。 　　一、问题的提出 　　人们通常认为，量刑纠正只有在量刑结果产生且当其具备一定的法律意义之后，才有纠正的余地和必要。如果过早的进行纠正，可能会出现干涉审判独立，难逃矫枉过正之嫌。这样理解，并非全无道理。但成问题的是，量刑是一个过程，表现出一定的时空扩散性，而量刑结果往往是一个点，表现出一定的时空拘囿性。当然，不可否认，对一个静止的点进行评优判劣，相对容易而且也是一种必要。关键是，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做法充其量只能算作事后救济，显然无法完全体现出量刑纠正的本真价值。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量刑纠正。 　　既然是纠正或称纠偏，就不能忽视对量刑过程的关注，而且可以肯定，真正有效的纠正必然在量刑过程中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为，错误或者错误的苗头往往是在事件进展中就得以显现，而不必等到事件结束之后。显然，及时有效地将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做法比等到大错已铸才想方设法弥补高明得多。事实上，事中救济更能正本清源、防微杜渐，全体诉讼参与人甚至见证人，都能够对量刑的正常运行、及时纠偏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法官的自我修正、公诉人和被害人的控诉、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申辩、近亲属的补充、旁听者的提醒，诸多参与者“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 [1]，对量刑的公正定能起到催化作用。 　　关于量刑救济(即量刑的事后救济)，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许正因为如此，理论界给予它的呼应相对热切。但笔者注意到，就审判当中涉关量刑过程偏差如何纠正，法律不仅没有明确规定，理论界也没有就此给予应有的关注。 [2]虽然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司法界还是学术界，人们都在试图改变以往“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和做法，逐步将目光转向甚至聚焦到量刑问题上来。全国几家人民法院关于量刑改革的实验 [3]，学术界对此的呼应和进一步研究， [4]值得人们欣慰。但是，对于量刑纠正的深入细致研究及其运用的疏忽实在是一种缺憾。 　　无疑，量刑准确的前提是定罪的准确。但不能就此断言定罪准确能够确保量刑准确。事实上，在定罪和量刑二者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功效上，后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量刑对被告人的影响比定罪要大得多，而且，量刑在总体上的均衡对于满足社会公众的平等需求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因此，量刑制度的正当性就在于其能够满足对被告人的(相对)恰当的刑罚确定，满足社会公众对相同犯罪给予同等处罚的一般正义观念，使司法上的刑罚量定具有可预期性。 [5]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看法也可以视为对“重定罪，轻量刑”观念的反动，但是这种审视的目光恰恰是必要的。 　　再则，对法官而言，相较于定罪，量刑的弹性无疑大得多，法官拥有充分自由裁量权的现实给量刑活动平添了诸多的变数。如上所述，量刑规范机制的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关注，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程序过多地关注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讲究程序透明、审判公开，而且庭审的重点活动也集中在对犯罪事实的调查与论证上，至于定罪以后的量刑则往往移至“密室”进行。如此做法只会造成“定罪比量刑重要”的假象。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定罪和量刑是审判活动的一体两面，往往表现为同时进行和不可分割。但是，我们亦不能否认，定罪和量刑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具有其自身的特性。 　　而且，我们注意到，对于量刑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界，都侧重于把量刑当做实体问题来对待，量刑基准的确定、量刑比例的设定、量刑规律的探寻、量刑均衡问题的琢磨，所有这些研究范式恰恰忽略了问题的另外一面：即量刑的程序规范。上面说过，程序和实体是审判过程的一体两面，同时也应该是量刑过程的一体两面。而且，所有的实体正义最终都会落实到程序上来，必须依靠程序的维护与引导。因此，欲求问题的突破，必须转变研究视角、切换研究范式，在量刑一体化的视野里展开对量刑权的程序制约机制研究。 　　二、量刑纠正机制的建立 　　(一)狭义角度上的量刑纠正 　　广义上的量刑活动包括当事人自诉、检察机关的公诉特别是公诉机关的罪行认定、法院的审判过程、当事人的上诉和公诉机关的抗诉和再审过程。狭义上的量刑是法官选定、适用特定刑罚的过程，即法官根据自己的裁量，在法定刑或者处断刑的范围内，决定应宣告的刑种与刑度的过程。 [6]最狭义的量刑仅指审判机关在确定罪名之后所做出的量定刑度活动。不过，在我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