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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哲学 齐美尔 费勇译 对生命现象的理解方式引起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生存的每一个点上有很多力量，而且每一种力量实际上都努力越过真正的现象之外，充满着无限性，最终转化成纯然的紧张与渴望。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种双重性的生物，但这并不影响他或她的行为的构成；事实上，只有作为众多因素的结果，他们才是有效的。对我们来说，一种没有本源力量作基础的现象是贫乏而空虚的。只有每种内部的力量超越它外在的表现方式向外扩展时，生命才能获得会提高它部分真实性的无尽可能性。只有在这种方式里，现象才暗示出一种更深的力量、更暖昧的紧张、比当前场景所显现出来的更加丰富的斗争与和平。 这种双重性无法被直接描述，只存在于个人的抗争中，个人的抗争是我们存在的典型行为，被认为是基本的、结构性的形式。我们自身特质的生理学基础首先就透露了：身体需要运动和安宁、生产力和感悟力。如果把这种分析运用到精神生活，就会发现，一方面，对普遍性的追求会对我们有所引导，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抓住特殊性；普遍性为我们的精神带来安宁，而特殊性带来动感。在情感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寻求专注于人和事的平静，也寻求旺盛的自我表现引起的斗争。 社会历史在冲突、妥协、调和之中发展，渐渐地获得，迅速地失去，在适应社会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显现。不论处于这些两极之间的我们内在生活的摇摆从哲学上被表达为宇宙一神论与每个宇宙的因素都是个别的存在而且都有天赋的差异的信念之间的斗争，还是基于如同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党派斗争那样的实际冲突，它总是一种同一的最终在遗传与变异的比照中生物学地显现出来的基本的双重性形式。遗传代表着这样一些概念：普遍性、同一性、生活内容和形式的消极的相似性；变异表示着运动、个别因素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促使一个个体生命向另一个无休止地发展。在它自身的领域内，我们种类历史中的每一个基本的生命形式代表着一种将持久、同一、平等、相似中的影响力与变化、特殊、惟一中的影响力同化的独一无二的方式。 在这些对立性因素的社会具体化中，一方通常为模仿这样一种心理学倾向所维护。模仿可以被视作一种心理遗传，以及群体生命向个体生命的过渡。它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即使在明显地没有个性与创造性之处，它也容许有目的的和有意义的行为。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界定为思想与无思想之间的产物。模仿给予个体不会孤独地处于他或她自己行为中的保证。换句话说，它通过先前的行为提升自己，就好像置自己于坚实的基础，从而使现在的行为免除了保持自身个性的困难。不论何时当我们模仿，我们不仅仅放弃了对创造性活动的要求，而且也放弃了对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行为的责任。这样，个体就不需要作出什么选择，只是群体的创造物，以及社会内容的容器。作为一种天性的模仿驱动力显示了这样一种发展水平：对有目的的个性行为的希望很活跃。但获得个性内容的能力目前还不具备。当我们超越此水平有所进步时，我们的思想、行为、感觉不再只是决定于现存的秩序、过去和传统，而是决定于将来：目的论的生存是模仿论生存的对立面。 这样，我们看到模仿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构成性的因素，代表着我们本性的基本方向之一，也就是说，它满足于将个性与普遍性融合起来，并且强调变化中的永久性因素。反过来说，凡是在恒定中找到了变化的地方，凡是能够发现个性差异与自我提升凌驾于普遍性之上的地方，模仿的原则肯定遭到否定和压制。确切地。由于按部就班、人云亦云是求新求变、我行我素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所以，社会生活看起来就像一个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而各种社会机构、惯例可以被看作——当然不是永久的——调和性的力量，它们使两种持续不断争斗的原则在表面上以合作的形式出现。 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充满活力的时尚生活在我们的历史中被这些因素所包围。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它实现后者一方面是凭借内容上非常活跃的变动——这种变动赋予今天的时尚一种区别于昨天、明天的时尚的个性化标记，另一方面是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底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底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因此，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时尚的内容这个角度来考察时尚的历史，假如我们从时尚对社会发展形式的意义这个角度来加以研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上述两种对立的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我们在时尚中观察到的个性心理特征都与时尚的这个基本本质相一致。 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