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坐标上的二程世界”系列之三 立雪断臂与程门立雪.doc

“时空坐标上的二程世界”系列之三　立雪断臂与程门立雪 大河报 B23 厚重河南 2008年05月15日 0515B2301.jpg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毋庸置疑，北宋一代中国思想家之所以发起新儒家运动，是与他们的爱国之心难割难分的。他们觉得，几百年来中国人活在印度的世界观之下，是一种耻辱。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中国文化实在欠下印度文化之债——没有佛教的到来，道教很难诞生，儒家照样烂掉；倘若如此，新儒家连个重整烂摊子的参照都没有。　　周公损益夏、商文化，让中国文化一下子成熟起来。而宋儒回到尧、舜，回到夏、商重建中国文化，因其太过古老模糊，难以参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宋儒重建儒家，怀抱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　　“佛教给中国人的最大刺激，是使中国学者回到儒家的基础上，并从儒家基础上创立他们的系统。当他们发现佛教为一巨大系统时，便立刻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儒家也应该有其宇宙论、人性论以及对人生、家庭和国家的态度……起初，（他们）想在二者之间加以调和。解释者始终认为佛陀和孔子所传是同一之道。但是，这种态度实际上只是希望掩饰中国没有哲学背景之缺点。从韩愈以迄宋代新儒学之创立者，一种新的体系开始成熟了……可是，当我们看到了宋代新儒家的成就，如周敦颐之太极图、张横渠之论太和，中国人对佛家空的观念提出了对立的观点。后来，二程出现并将宋学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于是，再也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了。”张君劢先生在《新儒家思想史》中写道。　　二程为中国哲学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础，其影响到底有多深多远？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是这样写的：　　“更新的儒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以周敦颐的两个学生，程颢、程颐两兄弟为创始人，他们被称为‘二程’。这真是一种历史的可喜巧合。弟弟程颐（公元１０３３～１１０８年）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由朱熹（公元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集大成，史称‘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颢（公元１０３２～１０８５年）创立了另一个学派，由陆象山（公元１１３９～１１９３年）和王守仁（号阳明，公元１４７３～１５２９年）完成，史称‘陆王学派’或‘心学’。程氏兄弟并未意识到他们创立的两个不同学派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朱熹和陆象山开始的学术争论，直到今天仍然在进行着……这两个学派所争论的主要问题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是：自然中的规律，是否人头脑中的臆造（唯心）或宇宙的心的创作（唯物）？这是柏拉图学派的实在论和康德学派的观念论历来争论的中心问题，可以说，也是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剩下的争论就不多了……”　　而中国哲学史上对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或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进行探讨的开端，就起于程颢、程颐，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世界哲学，对此问题，也就是唯物与唯心的问题，仍然争论不休。也许这种争论，永远都不会有完结的那一天……　　再说“淮南淮北”　　元、明、清变态的理学，与程颢、程颐兄弟乃至朱熹，有何干系！？　　历史上，播下龙种，养成硕鼠的事儿，新儒学不是孤例。但硕鼠把国家与民族吃垮，播下龙种的人岂能承担罪责！？　　周公损益夏、商文化，制礼作乐，不能避免春秋战国之乱；李斯高举法家旗帜，暴秦猝然而亡；董仲舒独尊儒术，汉代构建起相对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魏晋玄学横行，崇尚老庄，清谈误国误民；隋唐“三教并蓄”，有开元盛世亦有藩镇割据；两宋再造儒家，盛产君子亦盛产小人……其实，理学能够完成蒙元赓续中国文明的大任，已经善莫大焉；明清妖魔化宋儒，以变态理学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与宋儒何干！？——这个世界，没有不变的万能哲学与指导思想，而只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才能永葆一个国家与民族青春焕发。尽管“维新”需要付出成本，但不“维新”付出的代价，国家与民族更加难以承受。　　１８４０年，西方的大炮轰然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基督教自觉不自觉地以基督观念替代儒家传统。在国家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五四”的先哲们尽管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理想，但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知识分子也在自觉摧毁儒家传统，以致儒、释、道近乎在中国难以有安身之所。　　“打倒孔家店”是胡适先生的铸造。　　胡适先生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这与他的老师约翰·杜威相关。杜威是实用主义者，他敌视西方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他的学生胡适，在中国打倒孔家店，也就是程朱理学之理性主义，当属自然。　　杜威在《哲学的重建》中说：“理性”作为与经验分别的一个心理机制，引导我们到一个超越界的普遍真理（在儒家与新儒家，就是人人可以为尧舜与圣人；在佛家，是人人可以成佛；在道家，是人人可以升列仙班等）。“理性”如康德派之所持而视为引导普遍性与规律性于经验中的心理机制，对我们越加成为多余……　　杜威轻视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