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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侦案件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当然也应当体现在检察机关的自侦工作中。立案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起始程序，因此成为司法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首要环节。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以及自行发现的案件线索，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依法决定作为刑事案件予以受理的一种诉讼行为。由此可见，立案侦查的条件就是司法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一、对“但书”出入罪规定的政策分析 　　对于犯罪化模式，梁根林博士把我国的犯罪化模式取名为“立法定性+定量的一阶段犯罪化模式”，即刑事立法不仅要求犯罪符合刑法分则条文关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定性描述，而且规定犯罪必须达到法定的情节、后果或者数额等定量标准。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生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该条文中的但书条款“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意味着将纳入我国刑法犯罪圈的行为中的那些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予以剔出，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书是非犯罪化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政策特别是刑事立法政策确定刑法干预范围、规定犯罪全过程的一体两面，只不过两者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刑事政策方向：犯罪化代表扩张刑法干预的扩张主义的刑事政策方向，非犯罪化代表收缩刑法干预范围的收缩主义的刑事政策方向。非犯罪化的刑事政策意义则在于纠正基于国家的强烈处罚要求的过剩犯罪化倾向，立足于谦抑主义的立场，设置适当的犯罪。但书规定也符合“刑法的节制性”的要求。张智辉博士在其论著《刑法理性论》中讲到，刑法的节制性是刑法理性的基本内涵之一，刑法的节制性是指刑法的制定和适用在范围和程度上要受到人类理性的控制。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谦抑，二是宽和，三是人道。刑法谦抑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⑴政策上的宽容性;⑵立法上的谨慎性;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其中，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是指某些行为，虽然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在那些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行为，以及情节并不严重或者有某种显然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况的案件中，就可以不将其作为犯罪来认定，或者虽然承认其犯罪构成，但不对其提起公诉或者不对其判处刑罚。 　　笔者认为，但书不仅实际发挥着使人出罪而紧缩犯罪圈的刑法谦抑机能，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立法中的体现，特别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与“济”。之所以但书显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理念，从但书的功能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对于但书的功能，储槐植教授作过论述，把犯罪同其他反社会行为相区分开，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原则问题。第一，可以减少犯罪数，降低犯罪率。这绝不是“鸵鸟政策”，这样做既有利于国家形象，也有益于社会心理。那种犯罪与一般反社会行为不加严格区分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在“自杀政策”;第二，可以使相当比例的公民免遭犯罪污名劣迹，这既有利于公民个人的发展，也可以减少公民对国家的对抗，从而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加强公民与国家的合力;第三，可以使刑事司法力量集中打击事关国家稳定、社会发展、公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避免把有限的刑事司法力量消耗在对付偷鸡摸狗的琐事上，从而使刑事司法发挥最佳功能。“在当前中国刑事法制的背景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应该关注的是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但长期以来，在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限制下，司法工作往往被认为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法律解读和事实解构，但书规定的适用主体被限定为立法者，司法因而成为非犯罪化的禁区。在大力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治环境下，这一理论和实践的缺失难免成为制擎司法发挥更大作用的不利因素。而将但书条款理解为游离于犯罪概念之外的一个特殊的出罪规定，为犯罪圈的划定增加一道“屏障”，无疑是实现司法层面非犯罪化的可行出路。同时，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认定权归于司法机关，就使得这一“屏障”不仅不会削弱刑法打击犯罪的功能，反而能更好地使刑法发挥保障人权的功能。而这一点又恰恰迎合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当宽则宽，宽严相度”的基本要求。 　　二、犯罪数额与立案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是否应该立案侦查，有两个标准，一是犯罪数额，二是是否情节严重，应该予以刑罚处罚。以上两个标准是递进式的，即在考量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立案侦查的时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