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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农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兼议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 时间:2011-01-24 15:26来源:本文修改稿发表于台湾研究2010年第5期 作者:黄祖辉 邵科 徐旭初 点击: 722次 ? 台湾农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兼议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1]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rom Chinese Taiwan Farmer Associations: Wha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ainland Farmer Cooperatives 黄祖辉 邵科?徐旭初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29） 摘要：作为东亚小农社会典型之一的我国台湾地区，其综合性农会组织曾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发展环境获得巨大成功。在新时代条件下，台湾农会陷于寡头控制，面临政治化路径锁定和退出机制失灵，亟待转型调整。大陆在身处全球一体化，开放、动态和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已基本确立背景下，更应考虑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以自由、独立的农民为基本经营单位，构建和完善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区域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盟（联合社）为支撑，全国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盟（联合会）与全国性农业产业协会为龙头，坚持市场化、专业化价值取向的合作组织网络体系，达到农民收入增加，地位提升和权益维护，主体性和现代性彰显之目标。 关键词：台湾农会；综合性农民组织；专业合作社；市场化 ? 一、引言 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作为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重要组织载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09年底，全国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4.64万家，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2%。然而，在这些年里，关于农民合作组织的专业化与综合化发展道路的争议从未停止。一些研究者认为，以加强国家介入、发展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为目标的农民合作化新道路才适合当前的国情，也有一些地方进行了综合农协模式的积极探索。支撑这种综合农协发展思路的重要原因在于与我们同属孔夫子文化圈的东亚日、韩两国农协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农会的发展经验。 鉴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道路问题关系到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战略路径选择问题，关系到整个农民群体的组织化方式，将对我国“三农”问题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将以我国台湾地区农会发展经验为基础，讨论我国下一步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道路问题。 二、台湾农会的历史演变 1.日据时期（1900-1945年） 日据时期的台湾农会系官制、官治农会。在1908年台湾农会规则与台湾农会规则实施细则颁布之后，农会就开始由日本官吏主导筹组，其设立均与州厅或全岛行政机关栉比并存，由政府由上而下设立而成，以协助推动殖民政策为目的[①]。农民会员的需求与意愿并未受到农会重视[②]。其时，农会实施强制入会及征收会费制度，农民不能不参加农会。随着抗日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对粮食等战略物资的需求日益增加，也为更加贯彻“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统治策略，日本政府在1937年发布台湾农会令，形成台湾农会——州厅农会的二级制农会；1944年，日本进一步强化农会统治，将各地农会和各种同业组合合并成全岛——州厅——市街庄三级制农会[③]。回顾日据时期的台湾农会史，农会基本上是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渗透台湾农村社会、榨取农业资源的机制[④]，在日本殖民统治末期更是被日本侵略战争所捆绑。 2. 台湾收复后变动时期（1945-1949年） 当年的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以后，因受国民党在大陆发展农民组织的影响，将合作社从农会中分离出来，专营经济、金融业务，农会则专办推广事业[⑤]。但是，由于台湾当局对台湾农民组织现实缺乏足够了解，导致农会改革计划失当，引来合作社与农会之间财产纠纷[⑥]；而且，农会核心成员被乡绅地主阶级所把持，且农会亏损累累，各项业务大幅萎缩几近停顿[⑦]，严重影响到农会正常运营和整个乡村地区的稳定。 另外，随着国民政府迁台，台湾作为国民党的最后生存场所，其社会经济生活安定重要性凸显，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基层农村的控制，并获得农民支持，而土地改革正是争取广大农民认同的重要内容；此外，土地改革也是改进租佃关系，改善佃农生活，提高佃农生产积极性，实现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为了确保土地改革成功，为了掌控并促进农村稳定发展，日本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农会组织便成为国民政府改革的首要目标[⑧]，恢复日据时期战时统管制度也就成为最方便、省事而且有效的统制手段[⑨]，于是，农会和合作社很快又再次合并。 3.台湾省各级农会改进时期（1949-1974年） 1949年，由陈诚任主席的台湾省政府在农复会的建议下，决定农会与合作社进行合并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