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pptVIP

所谓启蒙精神，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并非专指近代西方文明所推崇的那种理性精神，而是泛指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进步观念，换言之，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类摆脱恐惧，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指出，启蒙精神的主旨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在一定意义上说，神话就已经是启蒙，这是因为神话中已经蕴含着启蒙的因素。但是后来，启蒙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又创造了理性神话，即启蒙又退化为神话。 不仅如此，启蒙精神膨胀还导致了极权主义统治。 20世纪30—4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反犹主义的暴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蔓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感到不解：为什么在科学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启蒙精神，也不否定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只是对工业文明畸形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震惊，于是对启蒙精神、科学技术进行了反思，批判了启蒙精神的膨胀和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 中世纪哲学： 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等。 近代哲学： 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经验论、唯理论、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 现代哲学： 科学主义（如逻辑实证（经验）主义、语言分析哲学、批判理性、逻辑实用主义、科学实在论等）、人本主义（主要包括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人格主义、生命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等）。 后现代主义 拉康、福柯、德里达（第一代）；利奥塔（第二代）等。 （3）中西哲学的交流与碰撞 西方哲学的传入 西方文化正式传入中国，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是“合儒”和“补儒”的结合。所谓“合儒”，就是在儒教中努力寻找和基督教相合的地方，以便说明基督教并不是和中国文化无关的或纯粹外来的。当然，“合儒”主要是一种策略，“补儒”才是最终目的，即耶酥会士主张以基督教之天学对之加以改造和补充。 如果说耶酥会士对儒学所持的是一种“温和的批判”态度，那么他们对佛学所持的就是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利玛窦等人对佛教的批判，一是常识上的，一是理论上的。 中国哲学的影响 礼仪之争与中国哲学的西传。 所谓礼仪之争，主要是指来华传教士就中国教徒是否也能参加祭孔和祭祖等中国传统礼仪问题而引发的争论。礼仪之争对中国和西方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在中国，由于教廷不再遵守“利玛窦规矩”，结果是造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而对于西方来说，正是在礼仪之争中，中国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从而刺激了汉学的兴起和欧洲持续的中国热。 中国哲学对法国哲学的影响。 和基督教神学相比，孔子的学说充满了世俗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精神，而惟独没有基督教式的宗教形式和仪式，这种明显带有自然神论色彩的学说深深地打动了欧洲的思想界。在法国，当时有三位哲学家曾对中国哲学情有独钟，有过专门研究。一是以怀疑论批判基督教而闻名的哲学家培尔；二是天主教士、神学家和笛卡儿主义者马勒伯朗士；三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伏尔泰。 中国哲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 中国哲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主要是指对莱布尼茨的影响。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马勒伯朗士等人相比要深刻得多。比如，通过对孔子的鬼神观的分析，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泛神论问题就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同时，莱布尼茨和《周易》之间也有过密切的关系。 西方哲学的传播： 严复的译著及其影响 严复是19世纪末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是近代社会一位学贯中西的启蒙先驱。在直接译介西方思想并以此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方面，严复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从1896年到1908年，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名著。 西方哲学的大量涌入 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内容涉及了1919年之前的全部西方哲学。近代中国对西方哲学的译介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全面、不系统；二是所译介的西方哲学大多失真。近代许多思想家在译介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太大。 西方哲学与近代中国的变革 西方哲学的输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包括：一是破除了传统思维对于人们的束缚；二是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一批中坚力量；三是直接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理论指